1942年初，汤恩伯想吞并孙良诚的部队，孙良诚大骂说：“中原大战我指挥十几万大军之时，汤恩伯不过一个师长。这才过去几年，就欺压到我头上了。” 一年多前，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奉战区长官卫立煌的命令，将密谋投日的石友三骗到军部扣押后处决。石友三被杀后，他的弟弟石友信召集会议，想要出兵讨伐高树勋，已提前准备的石部毕广垣等人在会场将石友信枪杀。 石友三、石友信兄弟被抓杀时，孙良诚都在场，因此吓了个够呛，大病了一场。石友三死后，其留下的39集团军总司令，由卫立煌暂时兼任，高树勋以副总司令的名义，实际主持日常事务。 石友三的基本部队69军，本来高树勋答应由孙良诚去指挥。不想，野心勃勃的毕广垣，在给重庆的电报中，将军长的人选换成了自己。 任命下来后，孙良诚见自己一无所得，很是愤怒，将问题看在了高树勋身上。其实，即便没有毕广垣搞小动作，蒋介石也有极大概率不会同意孙良诚当69军军长，因为石友三和孙良诚都属于西北军“十三太保”，当年论地位孙良诚更高。有石友三投日这个前车之鉴，老蒋是不会信任孙良诚的。 69军对人事变动不满的军官，拉着几团人马投靠孙良诚，孙良诚趁机以鲁西行署主任的名义，招兵买马。 到了1942年，汤恩伯想将势力扩充到鲁西，一面派李仙洲率部入鲁，一面推荐韩多峰接任鲁西行署主任。 同时，汤恩伯电告孙良诚，让他去何柱国的十五集团军当副总司令。孙良诚大怒，骂道：“我在中原大战当前敌总指挥，指挥近二十万大军的时候，汤恩伯还是个师长，何柱国也只是个旅长。这才过去十来年，都要骑到我头上了。” 已投日的刘郁芬是西北军“五虎将”之一，早年当过孙良诚的长官，汪精卫得知孙良诚的处境后，趁机派刘郁芬去拉拢。 见孙良诚犹犹豫豫，刘郁芬说：“你放心，只要能带部队过来。我主动去南京，开封绥靖公署主任让给你。” 孙良诚心动了，虚伪的说：“不是非要老长官这个职务，只是既然带着弟兄们走这条道，价码太低反而会让看不起的。” 刘郁芬回去后，向日伪反馈，说孙良诚“勇而少谋、谋而不决”，只要再加把火，必然可以拉拢过来。 孙良诚想投日，却又故作姿态，召集所部主要军官开会，试图经他人之口说出来。孙部师长赵云祥，以讥讽的语气说：“孙司令，你有话就直说，不要想吃肉却怕有腥气。” 会后，赵云祥自行派人和日军联系，让日军包围他的驻地，以便演一场“双簧”。几天后，大队日军出现在赵云祥师驻地外围，赵云祥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说：“孙总司令已和日军接洽，而今我们又被包围，打的话九死一生，只能先投降再说了。” 见无人公开反对，赵云祥派人举着白旗去见日军指挥官，表示愿意就地改编为伪军。日军见目的达到后，随即撤离。 赵云祥投敌后，孙良诚担心其他人效仿，到时候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失去利用价值就不好了，于是急忙发出通电，宣布就任伪军司令。 孙良诚投敌后，汪精卫用飞机将他接到南京会面，并将刘郁芬的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的头衔也给了他。 汪伪先后成立了六个伪方面军，总司令分别是任援道、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庞炳勋、孙殿英。这六人及其手下，囊括了汪伪军事汉奸的大部。 抗战胜利后，孙良诚接受重庆的委任，摇身一变成了扬州先遣军总司令。负责点编部队的陈诚，对孙良诚很不待见，拒绝给孙部正式番号。直到1948年，陈诚辞去“参谋总长”等本兼职务后，孙良诚走了顾祝同的关系，这才得了一个暂编二十五师的番号。 淮海战役打响后，孙良诚率部向徐州撤逃，途中被解放军包围。在军事压力下，孙良诚不得不率部投降，周镐埋怨说：“起义变成了投诚，你这是何必呢。” 为了策反在蚌埠一带的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解放军首长让孙良诚写一封劝降信后派人送去。孙良诚在信中留了暗语，刘汝明看后，回信称起义不是不可以，但相关细节需和孙良诚当面谈。 在孙良诚去蚌埠时，周镐、王清翰等人陪同。一到蚌埠，孙良诚被刘汝明的儿子刘铁军接走，周镐、王清翰等人被押解去南京受审，不久后遭到杀害。 孙良诚在刘汝明、秦德纯、孙连仲等原西北军将领的求情下，被老蒋免于处理，但也未有任命，他带着姨太太跑去上海当了寓公。 周镐的妻子吴雪亚，并不知道丈夫已经遇害，到处搜寻下落。上海解放后，吴雪亚前往打听消息时，一天在街上遇见了带着四姨太闲逛的孙良诚。吴雪亚尾随跟踪，在确认孙良诚的住址后，向军管会报告。 军管会闻讯，马上派战士上门将孙良诚抓捕。孙良诚受审时痛哭流涕，说他不是专门要出卖周镐的，都是刘汝明的主意云云。两年后，孙良诚病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