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底，从西安回来的蒋介石，将贺衷寒等人召来大骂说：“我还没有死，你

1936年12月底，从西安回来的蒋介石，将贺衷寒等人召来大骂说：“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话了，我若不在了，岂不是要造反。” 贺衷寒颇受老蒋的信任，他和胡宗南，分别是国民党黄埔生在政工、军队中的代表，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老蒋自任社长的“复兴社”成立后，贺衷寒位列“十三太保”之一，又和邓文仪、康泽、戴笠被称为“四大台柱”，这些人中以贺衷寒最为活跃，他也以复兴社“首席台柱”而自居。复兴社成立时，成员不过四十多人，都是老蒋逐一圈定了，大都是黄埔生。不少黄埔生闻讯也想加入复兴社，但因未入名单，遭到老蒋的拒绝。一期的冷欣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在复兴社成立大会召开时跑进了会场，站在主席台上的老蒋脸色大变，将冷欣骂了出去。复兴社的骨干，主要是黄埔前三期的，他们对戴笠这个六期的肄业生很看不上，可偏偏戴笠又异军突起，被老蒋点名担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十三太保”之一、黄埔二期的郑介民，也只能屈居特务处副处长，给戴笠充当副手。特务处名义上隶属于复兴社，但有单独的办公地点，所进行的特务活动，由戴笠一手掌控，只听命于老蒋。 1934年7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损失极为严重。老蒋派邓文仪去调查，邓文仪发现这里面水很深，不敢深究就以“机场人员疏忽导致失火”结案。老蒋不相信，另派戴笠调查，戴笠花了一个多月将案子破获，将人为纵火的证据上报。老蒋勃然大怒，认为邓文仪处事滑头，心怀不轨，下令将他软禁，并让戴笠接管“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所有人手，特务处的实力大增。邓文仪被关了一段时间后获释，失去了老蒋的信任。贺衷寒和邓文仪交好，平日联系极为紧密，因此老蒋对他也有了戒心。贺衷寒一直很羡慕胡宗南手握兵权，想插手军队事务，“南昌机场失火事件“后，老蒋打压邓文仪的同时，也暗示贺衷寒，让他将精力放在政工类事务上，不要想着去带兵。有了这番过往，贺衷寒、邓文仪对戴笠深恨之，他们联络复兴社其他成员，孤立戴笠以宣泄心中的怒气。 “西安事变”发生后，军政部长何应钦极力主张武力讨伐，自任讨伐军总司令，委任刘峙为东路军司令，顾祝同为西路军司令。宋子文、宋美龄去找何应钦，要求暂缓进军，在遭到拒绝后，又去找顾祝同。顾祝同表示是打是和，完全听宋氏兄妹的，并称病告假，暂缓上任。向来恭顺的刘峙，对宋氏兄妹的态度却一反常态的恶劣，说采取军事行动是南京的正式命令，不得不执行。把持复兴社的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召集成员开会，又联络一百多黄埔生，发表了支持何应钦“武力讨伐”的通电。复兴社的骨干桂永清，带着教导总队主力向陕西开进，康泽也派出别动队主力，赶去和桂永清部回合。胡宗南这边，在和戴笠互通电报商议后，一面做出武力进军的姿态，另一面却又派人联络宋美龄，表达了和顾祝同类似的态度。接着，由胡宗南领衔，关麟征、宋希濂等将领响应，一众黄埔带兵军官发表联名通电，这个通电尽管也有“武力讨伐”的威胁，但又提出只要保证老蒋的安全，也可和平解决。两份通电，前者杀气腾腾，并将何应钦抬到了老蒋替代者的位置；后者更多的是以武力震慑的方式，让张、杨将老蒋释放。宋美龄飞去西安后，对老蒋意味深长的说：“南京是戏中有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回到南京的老蒋，开始秋后算账。老蒋派去西北“剿总”担任参谋长的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清，以“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的罪名被撤职查办。在老蒋“五虎将”中地位居首的刘峙，挨了一通臭骂后，再无昔日的威风，地位后来也被顾祝同、陈诚等人超越。胡宗南、关麟征、宋希濂受到老蒋进一步重用，三人成为黄埔生中最早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对贺衷寒、邓文仪，老蒋召来大骂说：“你们在南京坐地打冲锋，到底想干什么，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 经此之后，贺衷寒、邓文仪彻底失宠。1938年，邓文仪走了关系，谋了一个战地训练团总教官的职务。即便是这个无足轻重的职务，也惹得老蒋很不高兴，后经人求情，说邓文仪有悔过之心，老蒋这才消气。相比邓文仪，老蒋对贺衷寒的恶感要深得多。这是因为老蒋对贺衷寒更为信任，是和胡宗南一样重点培养的。贺衷寒在“西安事变”中骤然倒向何应钦，极尽讨好之能事，并在公开场合大谈“武力讨伐”、“飞机轰炸”。宋美龄专门去找过贺衷寒，让他不要过于激进，以免使局势恶化，但贺衷寒置之不理。贺衷寒挨训后不久，去找老蒋想解释一番，老蒋勃然变色，骂道：“谁让你来的，给我滚出去。” 此后，老蒋叮嘱历任侍卫长，不要让贺衷寒出现在他的眼前。几年后，老蒋出席一个场合，见到了贺衷寒，当即指着鼻子又是一番骂，可见是恨到了骨子里。 1972年5月，贺衷寒在台北病死，他对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已72岁了，也不算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