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广信城被太平军围困，太平军连破数城兵锋正盛，围城态势日趋严峻，当地百姓人心惶惶，清军将领无计可施。 一位新上任的知府出场了，他不算名将，却用七场奇袭让敌军彻底崩溃，灰溜溜撤离。 他出生于福建福州府侯官县，家中世代书香，母亲是林则徐的妹妹，受此熏陶，他自幼勤读诗书文章拔群，十九岁中秀才，二十八岁中进士。 那年是1847年，咸丰皇帝刚即位，国家内忧外患，他却无暇多顾满心向往仕途。 他做了翰林院编修，这个职务清闲更多是帮皇帝修史、拟诏令，沈葆桢不同，他不甘庸庸碌碌，开始钻研如何治国安邦。 调任监察御史才算真正步入政务的核心，监察御史不轻松，弹劾不法官员，巡视地方治理，一不小心还会被打压，沈葆桢不怕事，他的奏疏犀利，直陈弊政，很快引起朝廷注意。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各地民变不断，他的能力逐渐被重视，1856年，朝廷调他到江西，任广信知府。 这个地方当时并不太平，刚刚换了几任官员，地方治理一团糟，更危险的是太平军正朝这里推进。 沈葆桢上任时正值广信局势最糟糕的时候，太平军攻势凶猛，石达开派了一支精锐部队，数万兵力连破数城直逼广信，城中人心惶惶，守军士气低落，地方士绅准备出逃。 刚上任的沈葆桢，面临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守住广信。 广信地形复杂四面环山，城外田地开阔，适合大兵团作战，让清军的防守格外吃力，面对敌军围城，他没有像一般官员那样选择死守，而是主动出击。 城里的兵力有限，他亲自整顿士兵，又招募了一批百姓武装成义勇军，短时间内打造出一支敢打敢拼的队伍。 第一战沈葆桢派出奇兵，夜袭敌军辎重，粮草被烧，敌军骚动，第二战埋伏于敌军必经小道，伏击敌军前锋，斩首数百。 第三战清军佯装退守，引诱太平军追击再次伏击，连续几战太平军士气大挫，石达开的部队再也不敢贸然进攻城池。 沈葆桢没有给敌军喘息的机会，他命部下分兵四出，切断太平军后勤，甚至组织村民破坏河道让敌军取水困难，敌军困守城外进退维谷，数万大军最终溃散撤退，广信保住了，而沈葆桢名声大振。 “七战七捷”不是一次简单的胜利，沈葆桢用有限的资源，以巧妙战术击退了强大的敌军，这一战让他成为清廷信任的能臣干吏。 从广信解围后，沈葆桢的仕途一路顺遂，他升任江西巡抚，接连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残余势力，战事平息后清政府开始转向自救，洋务运动拉开帷幕。 1866年沈葆桢接替左宗棠，任总理船政大臣，负责筹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造船厂，福州船政局。 当时的中国海防形势严峻，列强的坚船利炮早已让清政府见识了技术差距，沈葆桢力主学习西方引进机械设备、聘请外国技师，还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学习造船技术。 他主持的福州船政局制造出中国第一批蒸汽军舰。 船政建设并不容易，经费不足，朝廷的反对声音不断，有人骂他“引狼入室”，有人说“劳民伤财”，沈葆桢不辩解，只是埋头苦干。 他常到工地亲自查看，和工匠、学员交流，靠洋人代造终究不是办法，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几年后，船政学堂培养出的第一批海军官员，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中坚力量。 沈葆桢不仅是洋务改革的实践者，更是一位行动派，他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这种思想成为晚清自救的核心理念之一。 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日本借口“琉球漂民被害”，派兵侵入台湾南部，清政府急忙任命沈葆桢为台湾海防钦差大臣，命其前往台湾处理防务。 沈葆桢上岛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御，他在台湾增设府县，划分行政区域加强管理，在防务方面他建造炮台、修筑军营，增设水师船舰，设立灯塔，完善海防体系。 他还推行“开山抚番”政策，组织清军深入台湾山区，与当地原住民沟通，并试图融入清政府的统治体系。 这次防务整顿震慑了日本，也让台湾的战略地位空前提升，台湾不仅成为清政府的海防重地，也逐渐融入中国的行政体系，沈葆桢的治理为后来的台湾发展奠定了基础。 1875年沈葆桢卸任返回内地，他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继续负责南洋水师建设，他依然关注中国的海防和洋务事业，但长期的操劳使他健康每况愈下。 1879年沈葆桢病逝，终年59岁。 从广信知府到船政大臣再到台湾海防的总设计师，他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沈葆桢的成就并不如曾国藩、李鸿章那般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