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宋希濂发言说：“几十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大洋，官兵吃不饱、穿不暖。自杀者有之，弃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 这次军事检讨会规模很大，大部分的蒋军主要将领都来了，西北的胡宗南、东北的卫立煌、徐州的刘峙等一方大员，也都派代表前来。 会议一共开了七天，由蒋介石、“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轮流主持。 何应钦在会议第一天，以“国防部”的名义，公布了一份详细的损失清单。当参会将领们听到损失了三百多万兵员、上百万支武器、上万门各口径炮等惊人的数据后，无不愕然。 有和陈诚不和的将领，当众大骂说：‘陈诚吹嘘说三个月解决战斗，这都打了二年多，越打越糟糕。” 有人骂道：“陈诚不当参谋总长了，但这个责任他得负。” 将领们将矛头纷纷指向陈诚，这正是何应钦所期望的。何应钦在蒋军中的地位，本来仅次于老蒋，但自1944年底被陈诚取代军政部长后，地位一落千丈。 抗战胜利后，老蒋改组军事机构，取消军委会，设立“国防部”，以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参谋本部”的权力，大于有名无实的“国防部本部”，陈诚俨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至于何应钦，则被老蒋打发去美国担任所谓的“军事考察团”团长。 到了1948年，陈诚因屡战屡败，被迫辞去“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海军总司令”等要职，由顾祝同、卫立煌、桂永清分别接任。 老蒋在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为了打压桂系，将白崇禧改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由回国不久的何应钦接任“国防部长”。 何应钦是故意在军事检讨会上抛出“损失清单”的，其目的有三，一是，表明两年以来和解放军作战中，遭遇的惨重损失，和他关系不大；二是，将矛头引向陈诚，以出心中多年攒下的恶气；三是，故意使老蒋难堪。 老蒋在主持完开幕式后就离开了，当他看了记录会议情况的侍从秘书递来的报告后，气得脸色通红，对老侍卫长俞济时说：“何敬之这是要干什么？” 第二天，老蒋来到会场，当众给黄百韬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黄百韬获授的原因，是豫东之战救援区寿年兵团“有功”。 同样参与救援区寿年兵团的邱清泉很是不满，讥讽说：“区司令官被黄百韬救出来了？他人在哪里，怎么不见？” 授勋仪式结束后，老蒋又给将领们做了一番“打气”讲话，然后离开会场。尽管老蒋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会场，但有两个侍从秘书不停歇的记录，因此会场上发生的事，他是一清二楚。 会议的第三天，准备充分的白崇禧在发言时，抛出了针对战局的应变方案，主要为五点： 一、绥靖区和“剿总”、绥靖公署职权重合，导致力量分散，应予以取消； 二、不要纠结于城池的得失，应主动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拒守主要据点，以避免被各个击破； 三、在几个主要城市扩建空军基地，编组十万人的快速纵队，以空运的方式，增援各大战场； 四、新编十个骑兵师，以弥补机械化的不足； 五、应尊重前线指挥官的判断，不要遥控指挥，横加干涉。 白崇禧的主张，还是有操作性的，尤其是第五点，可谓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老蒋瞎指挥的毛病。 会议到第五天时，何应钦、顾祝同让众人发言，一开始发言的十几个将领，不是索要装备、兵粮，就是要求补充兵员。 轮到宋希濂时，他直言说：“几十万的法币，抵不了一块大洋，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根本不足以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军官尚且如此，士兵的情况就更糟糕了。连基本维生都难，前线的官兵能有什么士气？” 宋希濂建议说：“官兵的军饷不应再以纸币支付，应按不同级别发放大洋，士兵每月不少于三个大洋，下级军官不低于五个大洋。” 宋希濂的发言，引起在场军官的共鸣，孙立人、黄维、霍揆彰等将领纷纷出言支持。 到了会议的最后一天，顾祝同宣布了新制定的战略方案，大意是，为了应对局势，在华中、徐州等战区，编组辖三个军以上的大型兵团，重点是徐州“剿总”，应新编至少三个兵团；在江南、西南等地增设编练司令部，抓紧编练新军。 会议将结束时，老蒋跑来和将领们合影，这时，从锦州来的93军军长盛家兴给老蒋递了一个报告。 盛家在报告中，先讲了解放军官兵一体，军官带头冲锋，纪律严明，深得民众爱戴等优点，接着提出，蒋军应该向解放军学习，否则很难取胜。 老蒋翻看了报告后，气冲冲的说：“这个盛家兴，在精神上成了俘虏。” 会后，杜聿明被委任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新编组了第二、第十二、十三、十四、十六等兵团，由杜聿明、黄维、李弥、宋希濂、孙元良等分任司令官。 老蒋在主持会议时，曾说过：“大家再不努力，再不觉悟，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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