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被胡适瞧不起，然而有一次，胡适去拜访孙中山，趁孙中山走开时，从书架上抽出一些书一看，顿时吓了一跳！之后，胡适就悄悄对人说：“这个‘孙大炮’可是门不可轻视的实炮！” 在二十世纪初，胡适作为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对孙中山的政治理念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民主政治和民众参政能力的议题上。 胡适曾在多个场合公开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国民素质低就不能搞民主＂的观点。在他看来，这种论调是对中国人民参政能力的根本不信任。 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一文中，胡适更是针对孙中山的＂行易知难＂学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种学说实质上是在＂要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 胡适指出，孙中山的这种理论本质上是在＂打倒知识阶层，轻视学问，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这样的理论不仅否定了知识分子的价值，更是在压制民间的独立思考能力。 在1929年12月，胡适在为《人权论集》撰写序言时，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这种批评立场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拜访中，胡适对孙中山的认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当时，他在孙中山的书房里发现了大量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专业著作。 这些书籍中不仅有中文著作，还包括了大量英文、日文等外文书籍，涵盖了从古典政治理论到现代社会改革的广泛内容。这些藏书的深度和广度，让胡适对孙中山的学识有了全新的认识。 特别是在翻阅这些书籍时，胡适发现很多书上都有孙中山细致的批注和心得。这些笔记显示出孙中山对各类理论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 正是这次书房之行，让胡适不得不承认：＂这个＇孙大炮＇可是门不可轻视的实炮！＂这句评价虽然依然带有几分调侃的意味，但已经显示出胡适对孙中山学术素养的重新评估。 这次认知的转变也让胡适开始思考：一个真正的革命家，除了响亮的口号，更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孙中山的藏书和研究，正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在1920年代末期，胡适与徐志摩共同创办了新月社，这个文学社团很快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发声的重要阵地。《新月》杂志的创办，标志着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的言论平台。 从创刊之初，《新月》就展现出鲜明的批评风格，尤其是在政治议题上毫不避讳。这份刊物不仅刊登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发表大量关于时政和社会问题的评论文章。 1929年4月，当国民政府发布一道关于保障人权的命令时，胡适立即在《新月》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直指政府机关和党部侵害人民权益的行为，要求用约法来限制政府权力。 《新月》的批评声音并非胡适一人，还包括了被称为＂清华火炮手＂的罗隆基、梁实秋和王造时等人。这些知识分子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批评阵营，他们的文章犀利而深刻。 在众多批评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胡适为《人权论集》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提出了著名的＂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的论断，展现了知识分子不畏权势的批评精神。 这种犀利的批评立场很快引来了国民党的强烈反应。1930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达密令，要求查封《新月》杂志。 在政治压力下，《新月》的处境日益艰难。许多作者受到各种形式的打压，胡适本人也被迫离开上海，暂时中断了他的批评活动。 然而，《新月》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影响并未因此消失。这份刊物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批评的先河，为后来的言论自由运动树立了重要的标杆。 《新月》的经历也证明了，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坚持独立批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正是这种坚持，让中国的公共舆论空间得以逐步形成。 这段历史同时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压力时的两难处境。他们既要坚持真理和理想，又要在现实政治环境中寻求生存空间。 新月社的存在，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批评的声音可能会暂时被压制，但追求真理和自由的精神永远不会消失。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