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文强被俘，在吃饭时，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对他非常客气，解放军干部察觉这是条大鱼，经过审问，得知他是杜聿明的副参谋长。 1948年9月，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在总部礼堂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向在场的高级军官介绍了新来的"徐州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文强。 蒋介石派杜聿明去给刘峙当副手，但又担心他的资望难以服众，毕竟还有李延年、刘汝明等五个副总司令，于是又设立了"徐州前进指挥所”，以杜聿明为主任，将邱清泉的二兵团、黄百韬的七兵团、李弥的十三兵团、孙元良的十六兵团划入该指挥所。靠着主任的头衔，杜聿明可以名正言顺的指挥这四个机动兵团。 前进指挥所设立后，杜聿明写信邀请在长沙绥署任职的文强，让他来给自己当副参谋长。 抗战胜利后，戴笠为了将军统的势力扩展到东北，派文强去东北筹建办事处，并任处长。对外，文强的身份是东北行辕督察处中将处长。 在东北期间，文强和杜聿明结下了深厚的关系。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为了军统的控制权，争斗不休。最后，郑介民胜出，担任局长。 文强虽受戴笠重用，但加入军统属于半路出家，级别虽高，但根基却不深。不过，由于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和文强公私之间的关系都不错，所以郑介民等人在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后， 大肆更换人员时，文强并未牵扯其中。 1947年8月，熊式辉被调离，东北保安司令部机构撤销，杜聿明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况下，文强只能另谋出路了，他走了湘军元老、时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的门路，调任绥署担任第一处中将处长。 杜聿明在被闲放了一年后，徐州“剿总”设立后，被老蒋再次起用。杜聿明第一时间写信邀请文强，信中言语恳切。文强去咨询程潜的意见，程潜暗示他若去徐州上任，恐难免成了俘虏。 文强考虑后，还是选择去徐州上任。杜聿明给文强这个副参谋长的职权很大，负责管理前进指挥所的人事、军法及后勤，可见对他的信任。 到任一个多月后，淮海战役打响。杜聿明让文强加强徐州城内秩维持序，起初文强带着督察队在城内巡逻时，还能起一些效果，但随着前线蒋军的溃败，大批残兵败将涌入城内，这些人数量以万计，他们或强拉民夫、或入屋骚扰民众、或聚集成群四处游走。面对这种情况，文强已然是无能为力了，靠他手头那点督察队员，根本管不过来、 11月30日，从南京开会回来的杜聿明，召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主要将领开会，部署撤退事宜。 刘峙为了将烫手山芋交出去，几天前向何应钦、顾祝同建议，说为了便于救援被包围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应在蚌埠设立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上解围。鉴于李延年、刘汝明都有“剿总”副总司令的身份，刘峙说他去蚌埠，便于督促两人。 何应钦、顾祝同自然清楚这是刘峙的脱身之计，但并未说破。就这样，杜聿明这边正为如何顺利逃离徐州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刘峙已飞去了蚌埠，在新设的总部办公室，和刘汝明煮茶聊天。 杜聿明集团撤逃失败，被解放军合围在在陈官庄地区。杜聿明在包围圈内，给老蒋写了一封长信，里面提了就当前战局的上、中、下三策，派参谋长舒适存在临时机场乘小飞机去南京亲自交给老蒋。 舒适存在被围后，整日唉声叹气，面对文强时牢骚不断，这次可算逮着离开的机会了，到南京后，他自然不会有再飞回去的打算了。 见舒适存一去不返，杜聿明便让文强代理参谋长职权。这时的杜聿明，面对跋扈的邱清泉、狡诈的李弥，能信任的也就文强等寥寥数人了。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对陈官庄包围圈的蒋军，发起了总攻。李弥跑到杜聿明的指挥所大叫说：“完了，完了。” 杜聿明看了李弥一眼，脸色阴沉，李弥见状转头离开。1月9日傍晚，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人在第五军的军部开会，讨论如何突围，开了没多久李弥见枪炮声不断，干脆自行离开了。 杜聿明见自己的指挥已经失灵，不得不派人通知文强，让带着指挥所直属的卫队、战车连到第五军军部集合。 文强去找战车连，早就没了踪迹，他只得带了二十几个人去了第五军军部。文强到时，已是深夜，杜聿明、邱清泉及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等人早已离开。 卫队长对文强说：“参座，第五军军部的人都跑光了，这里位置又太显眼，还是换个地方吧。” 文强带人走出军部后，身边一半的人趁机溜走了，他带着参谋、卫队长及七八个卫兵继续行路。一行人见到处都是喊杀声，胆战心惊，清楚想要突围出去，已然是不可能了。 第二天清晨。几个解放军战士发现了文强一行，几声“缴枪不杀”后，文强带着手下向解放军投降。 文强被俘后，隐藏身份，说他是书记官。但他的身份很快暴露，当天下午，一个解放军干部在审问他时，拿出一张照片笑着说：““你们总部有没有一个中将参谋长，名字叫文强的？看照片，他和你很像啊。” 见身份暴露，文强也不不遮掩了，承认说：“我就是文强。” 军统大特务、徐州前进指挥所中将代参谋长文强，就此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