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岁的重庆男孩康国雄在家门口撞见了蒋介石夫妇。此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都会在康家门口叫上康国雄。如果宋美龄陪同散步，则会叫上康国雄的妹妹。 康国雄回忆，每次蒋介石前来，都会用很重的浙江口音喊“国雄，国雄”，侍卫官马上跑进屋找康国雄。年幼的康国雄一点都不怯生，每次都兴冲冲地跑出去。 当在一起散步时，蒋介石很喜欢问康国雄农村的情况，康国雄的父亲是四川美丰银行的老板康心如，康家里有一群来自农村的佣人，平日在和佣人的闲聊中，康国雄掌握到不少乡下的琐碎情况，于是就一一告知蒋介石。蒋介石很满意，常常让侍卫官给康国雄送一些从印度空运来的水果和糖。 有一天。蒋介石邀请康国雄来官邸共进晚餐。蒋纬国先接待了他，笑呵呵告诉康国雄：“就叫我蒋二哥吧。” 1945年7月一个周末的下午，正在读中学的康国雄和三个同学在汪山玩耍，此时每隔两三百米就有站岗宪兵出现，他立马向同学炫耀自己和蒋介石的关系，同学们自然认为这是他吹牛，都不相信。结果过了不一会，蒋介石的车队驶过，康国雄冲着汽车大喊“委员长”，车队戛然而停，侍卫官下车请康国雄上车与蒋介石同坐，并同意把他的三个同学也带上。 同学们在车内不知所措，康国雄则与蒋介石展开闲聊。他求了蒋介石一件事，说他想去空军幼年学校，但因没有小学毕业文凭而过不了招生门槛。兼任空幼校长的蒋介石当下同意特招康国雄，还顺带上他的三位同学。这是康国雄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后来传言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即由此而来。 稚嫩的康国雄能在蒋介石面前大大方方，不知回避为何物，与他的出身有密切关系。康家不是普通“土豪”，执掌美丰银行的康心如是民国金融巨头，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和哥哥康心孚都曾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康心孚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康心如则在赴日前由哥哥介绍入同盟会，仪式是由于右任主持的。 后来，康心孚一度任孙中山的秘书，康心如则受命办报、经营书店和出版公司、管理银行。康心孚英年早逝，康心如最终走上“实业救国”道路，1922年借钱入股，参加创办美丰银行。 抗战胜利后，康心如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他决意留在重庆继续从事金融业，1949年11月，他在第一时间迎接了解放军入重庆。1950年，康心如进入了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全国工商联执委。 康国雄后来考上了南开大学，是新中国大学培养的第一批经济学人才。毕业时，全班被分配在天津各中学教书，课程包括地理、历史、美术、体育。康国雄则被分配至北京工业管理学校，这是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直属学校。 后来，康国雄因为“蒋介石的干儿子”这个所谓的传言而受过冲击。“蒋介石的干儿子”这个头衔很引人瞩目，给康国雄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康心如为给儿子洗脱罪名，写信给被特赦的军统大特务沈醉，求他出一份证明。 沈醉当时的处境也不好，但是他看到信后，非常仗义，回信给康心如说：“蒋介石住在重庆南岸时，偶尔外出散步，曾携带过您的孩子。当时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警卫的特务，大多和我熟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告诉我曾收康国雄做干儿子的事。” 沈醉根据自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六七年工作经验，断定没人在回忆史料里提及这件事，他最后以肯定的语气说：“可见说你儿子说蒋介石的干儿子，这完全是一种误传而没有什么根据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康国雄偷看了自己的档案，真相大白，原来“蒋介石干儿子”的传言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撺掇其两个儿子所捏造，这是旧式大家庭里彼此勾心斗角的常见一幕。康心如得知这一切后心痛欲绝，立遗嘱与这个儿子及两个孙子断绝关系。 1969年，康心如在北京病逝。在特殊年代，康心如一家得到周恩来总理三次指示保护，另有章士钊不遗余力照顾康家。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康家上下泣不成声。 后来，康国雄成为朝阳区职工大学的业务骨干，深得领导赏识。更让人称奇的是，康国雄抓住了80年代初期的经商热，下了海，几经周折，他想到去香港闯荡，他家还有着海外关系。1986年，上级批准了康国雄的请求。 1997年1月，通过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军中将文强的介绍，蒋纬国来信邀请康国雄赴台旅游。康国雄此行有两个目的：看望二姐和表兄；探望蒋纬国和陈立夫，尽可能与父辈的故旧建立联系。康国雄还去慈湖参观了蒋介石陵园，他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