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奉系大将姜登选被郭松龄枪杀,消息传到奉天,张作霖震惊的说:“郭鬼子这是铁了心要反我,把事情做绝了啊。” 奉系将领分为“老派”和“新派”,“老派”主要成员是当年和张作霖一起打地盘的那帮人,代表人物是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孙烈臣、吴俊升等人。 “新派”以军校出身的人为主,其中分为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和以讲武堂毕业的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 “士官”派主要成员有姜登选、韩麟春、常荫槐、王树常、邢士廉等人。郭松龄极受张学良信任,所以“陆大派”骨干成员则大都是张学良、郭松龄提拔的奉军中高级军官。 郭松龄和“士官”派的骨干大都不和,尤其是和杨宇霆、姜登选睚眦不断。矛盾的顶峰发生在第二次直奉大战结束后,当时奉军入关击败直系,实力大增,夺占了大片地盘。 张作霖论功行赏,委任杨宇霆为江苏督军、张宗昌为山东督军、李景林为直隶督军、姜登选为安徽督军。立下大功的郭松龄,见半路投靠奉系的张宗昌都占了山东,自己却没有一省之地盘,公开发牢骚表达不满。 据说,张作霖起初是准备让姜登选任江苏督军,郭松龄任安徽督军。谁知,杨宇霆一心想过把督军的瘾,而且还必须是富庶之地,张作霖不想亏待杨宇霆这个心腹,便把江苏督军转而给了杨宇霆,姜登选成了安徽督军,郭松龄便一无所得。 奉军占据了大量新地盘,摊子铺的太大,兵力很是不足。杨宇霆就任江苏督军后,手中只掌握了两个师。姜登选到安徽后,手头的兵力只有一个旅。 表面服从的孙传芳,暗中联络各方势力,准备起兵反奉,杨宇霆麻痹大意,姜登选曾专门来了一趟南京,建议把安徽和江苏的奉军集中起来,以应对局面。 杨宇霆倨傲的说:“你我兵力虽然有限,但背后可是有老帅的几十万大军,谅他孙传芳不敢造次。” 姜登选回去后,对亲信说:“我向来佩服邻葛(杨宇霆),认为有大才,如今看来不过尔尔。” 当孙传芳起兵吹起反奉号角后,杨宇霆不敢应战,仓惶北逃。手头只有几千兵力的姜登选,自知不是孙传芳的对手,从安徽撤退。 姜登选带着不多的部队和张宗昌会后后,向攻占徐州的孙传芳部进攻,结果被打得大败。姜登选带着残部退到德州后,张作霖发来电报,任命姜登选为奉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这个方面军是个空架子,实际上只有两个旅的番号。 11月21日夜,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反奉。郭松龄掌握着奉军最精锐的部队,名义上由张学良指挥的第三方面军(八、九、十共3个军)约七万余人,实际军务由郭松龄主持,这是奉军装备、兵员素质、战斗力最好的一支武装,尤其是在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相继被孙传芳击败后,更是成为奉军最为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 24日,郭松龄正式通电反奉,并软禁了不肯签名的少数军官。这时,准备去奉天向张作霖汇报筹建第四方面军事宜的姜登选,所乘的火车到了滦州。 郭松龄得知后,马上派人去将姜登选强行“请了”过来。有说法称,郭松龄见到姜登选后,劝他一同起兵反奉,遭到姜登选痛骂。 实际上,根据当时亲历者的回忆,郭松龄压根就没有见姜登选,而是将其直接关押到一间屋子,随时准备动手。 郭松龄对姜登选仇怨很大,这次逮着机会,自然不会放过。两人结怨最大的一次,是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奉军进攻山海关时,遭遇顽强抵抗,陷入苦战。当时正面进攻山海关的是郭松龄的部队,韩麟春、姜登选的部队负责进攻侧面的隘口。 在军事会议上,张学良提出正面强攻正中防守的直军的下怀,不如转而从侧翼攻打,建议郭松龄带五个团的兵力,协助韩麟春、姜登选的侧翼攻势。 韩麟春、姜登选不喜欢郭松龄的性格,认为来了这样一个“老爷”,还不如不来,便出言讥讽说:“茂宸(郭松龄)正面打不下,到我们这里来立功也是好的。” 自负的郭松龄怎么会受这种气,一怒之下撂挑子不干了,张学良骑马追上后苦劝,这才让他重回队伍指挥。 郭松龄负气脱离队伍,姜登选很是愤怒,对张学良说:“如此大胆妄为,该当何罪!” 后来,姜登选派人向张作霖状告郭松龄,由于山海关这时已被打下,加之有张学良求情,所以张作霖和稀泥,并未处理。 姜登选状告郭松龄,之后又当了安徽督军,这就使得他和郭松龄的矛盾难以调和。姜登选被郭松龄关到滦州城后的当晚,给郭松龄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两人共事多年,虽有恩怨但终究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希望能手下留情。 郭松龄看完信后,扔到一边不再理会。11月26日,郭松龄召集军事会议,将7万余人改称为东北国民军,他自任总司令,编组了四个军。 会后,参谋长魏益三带先头部队抢占山海关,郭松龄率主力随后出动。在大军出发前,郭松龄下令将姜登选枪决。 姜登选被杀后,郭松龄还特意发了一个通电,作为对张作霖的警告:“将姜登选在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 郭松龄杀姜登选是极大的失策,奉军将领纷纷抱不平,说:“姜登选为人和平,犹不能相容,惨被杀害;如果郭鬼子取胜,我们的脑袋也不能保住。”(图片:姜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