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9日，大特务徐远举给秘书刘德文打电话：“你明天到西昌去。”刘德文问：“我去西昌干什么？”徐远举：“你晚上到嘉陵新村来再说嘛，有人同你一起去。” 刘德文问：“用什么名义去？” 徐远举打着官腔说：“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讲什么名义。你去搞个办事处的样子嘛。你可在我们保密局西南特区选一个人随你去；给你2000元钱，一会儿给你送条子来。” 说罢，徐远举便把电话挂了。过了一会，徐远举派人给刘德文送来一张保密局长毛人凤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写明在爆破队杜长城处领取银圆2000元。刘德文把秘书业务交与助理秘书冉益智后，到白玫瑰饭店找杜长城取钱，他约刘德文晚上6时在两路口一茶馆内交付。 刘德文到时，发现杜长城只凑了19两多黄金，而且并不是金条，是些金首饰，按当时的金价折合，不到1200块银圆，距2000元之数，几乎还差一半。 晚上刘德文去到嘉陵新村26号，这里原是成渝铁路警务处处长曾晴初的房子。曾晴初本属康泽的特务系统，后又成了军统系统，他把这所房子租给保密局西南特区，毛人凤和一些台湾来的特务就都住在那里。 刘德文见到了徐远举和毛人凤，提到他在杜长城处只领得19两多黄金，尚不足2000元。不料毛人凤听了，却说：“有多少拿多少嘛，我又没有欠你的钱！” 这时保密局的总务组长成希超和经理处长郭旭出来打圆场，另拿出800块银圆，才结束了当时尴尬的场面。 钱的问题解决后，徐远举以西南区长的名义开始下达任务：在西昌周围县份布置四个卫星组，一设会理，一设汉源的富林，一设宁南，另一设盐边或盐源，由西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兼保密局西昌直属组组长谈荣章统一负责布置，四个组各配电台一部，发经费500元，决定曹焕然为富林组组长（保密局经理处重庆办事处科员），由重庆经陆路去西昌，其余三组组长由谈荣章决定；渝支台报务员20余人随刘德文去西昌，同时运去两部大电机和20多部小收发报机，在西昌建立支台，将来代替渝支台；侍从室特别警卫组组员十人，同刘德文一起去西昌，为总裁（蒋介石）住所布置外围警卫，侍从室另遣一人也一起去西昌，专为总裁布置住所。徐远举把任务交代后，给刘德文介绍了侍从室特别警卫组组长张某和渝支台的领队吕某，并定好次日即乘军用专机去西昌。 侍从室既是蒋介石的办事机构也是他的警卫机构，蒋介石每次外出，必沿途安置便衣警卫，手拿报纸等物为掩护，形成一道警戒线。当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方面为了讨好蒋介石，一方面也是为了知道蒋的动态，特抽调一批军统特务成立一个特别警卫组，配属于侍从室，主要担任外围警卫。所以，蒋每到一处，既有侍从室的警卫人员，也有军统的特别警卫组跟随。当时，蒋要准备前往西昌，既需要通信工具和情报布置，也要预作警卫布置，以策安全。这样，就需要他的特务机构打头阵了，这就是保密局渝支台和侍从室特别警卫组的人员，同刘德文一道去西昌的原因。 11月20日上午8时，刘德文同20多个报务员和机务员，特别警卫组副组长崔某率领的十名组员，还有侍从室的张股长，自白市驿机场乘用“总裁办公室”名义包的军用飞机。 西昌当时属西康省，距成都不过千里，不是特别敏感的地方。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了控制西康，同时留有一条退路，因此既在成都设立“委员长成都行辕”，又在西昌设立了“委员长西昌行辕”，并在西昌的邛海边建了一个新村，作为备用住所。 现在蒋介石到了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想起了这条退路，可是他逃往西昌的打算，除了他身边的特务外，知道的人并不多。抗战胜利后，西昌行辕撤销，代之而起的是西昌警备司令部，由原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他还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任西昌警备司令。 贺国光听说重庆有一架“总裁办公室”的军用专机到西昌，不知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人，特派副司令胡佛和交际科科长孙某及警备部稽查处处长谈荣章，开车到机场迎接，不料接来的却是一批保密局特务。侍从室那位张股长和姓崔的率领的特别警卫组组员十人，都住在贺国光的公馆里，刘德文住谈荣章家里，随后即开始工作。 11月25日，刘德文和谈荣章、贺国光、交际科孙科长及侍从室的张股长，一同到邛海边的新村看了蒋介石住所的布置情况，对给蒋介石及宋美龄预备的卧室、办公室等作了一些调整，任务大体就算完成，只待蒋介石来了。 一直待到12月，并不见蒋介石来，刘德文感觉不妙，飞去成都，在保密局成都临时办事处领到银圆2000元，再换成金块，于12月8日搭渝支台去西昌的卡车离开成都。 原来毛人凤对于逃来成都的特务，多数不管，少数发一点遣散费，只有电台人员不予遣散，要他们去西昌。刘德文在新津留了一日，准备去邛崃，不料刘文辉率部起义，邛崃前面的桥被破坏，不能通行，去西昌已不可能。 12日晨，刘德文在无奈之下又返回成都，此时蒋介石、毛人凤早已逃之夭夭，连影子也不见了。刘德文这才明白被人家抛弃了，于是决心留在成都，等待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