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4日夜，哈尔滨伪满空军营地响起枪声，十几个伪军及日本顾问被当场打死，飞行队起义了。 1939年10月，日军在哈尔滨建立了伪满第三飞行队。飞行队的主要长官和空勤人员清一色是由日本军人担任。只有少数副职、下层官员和地勤技术人员是中国人。在这个飞行队服役的伪官兵备受歧视和凌辱，稍有差错便要受到重责和惩罚，严重的竟被拷打和监禁。伪官兵个个谨小慎微，精神十分压抑。士兵们自称是穿着军装的囚犯。 为此，伪空军官兵愤懑的情绪与日俱增。1940年元旦，航空兵刘远泰回家探亲，因事未能按时归队，日军官不但严词训斥，还进行惩罚，刘远泰难以忍受酷刑折磨，在被押送的途中乘机逃跑，投奔了抗联。由于刘远泰的弃暗投明使抗联了解到伪空军第三飞行队的人员、装备等许多情况，一个进行策反的方案酝酿成熟了。 1940年12月14日，化装后的刘远泰神秘地出现在哈尔滨，第二天，他在距王岗机场很近的五家火车站转来转去，一个他熟悉的身影出现了，他喜出望外，笑着迎上去，来人正是他的好友、飞行队中士班长苏贵祥。 久别重逢，亲如兄弟，刘远泰拉着苏贵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说明了抗联准备通过他们的关系在第三飞行队进行策反工作，待时机成熟就组织武装起义，由抗联十二支队负责接应。苏贵祥是飞行队二连四班中士班长，他的哥哥曾在东北军中当过兵，后遭日军杀害，苏贵祥被强征入伍后，因他有一定的文化被送到沈阳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伪第三飞行大队。他性格豪爽，富有正义感，提起哥哥惨遭日军杀害的事就怒发冲冠，他牢记着这不共戴天的仇恨，早就想脱掉那套黄皮，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如今听到刘远泰这么一说，又有抗联的支持，越发增强了起义的决心。 苏贵祥回到飞行队后便按着商定的计划开展工作，首先在有反日伪情绪的人中进行启发和串联，不久便秘密联络了十几个人，朋友找朋友，同乡找同乡，愿意参加起义的人数越来越多。 但是，这样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人数越多保密性就越差。于是苏贵祥和部分骨干分子于12月28日相约在道外正阳头道街“乐天园”会面。他们连夜赶到双城县刘远泰亲戚家召开秘密会议，会上研究了当前形势和起义的具体事项；苏贵祥被推举为武装起义大队总指挥。 由于日军加紧对三肇地区的军事讨伐，抗联十二支队正在与敌周旋，目前无法联系，接应起义队伍的计划已无法实现。起义必须独立进行。事态的发展已经不好控制，一旦泄密，后果不堪设想，参加会议的人员一致同意提前起义。 1941年1月3日晚7时，苏贵祥利用新年聚会的机会在二连士兵宿舍召开骨干分子会议。会上苏贵祥小声而激昂地讲道：“日本在东北作恶多端，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不能再给日本人卖命了，到我们自己人的队伍去，投靠抗联打鬼子，我们不能作历史的罪人。” 接着，大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成立了战斗小组，布置了每一个人的战斗方位和具体任务，起义时间定在1月4日晚9时。以苏贵祥的枪声为号令。 1月4日，伪第三飞行队的军官们都已回家欢度周末，营内只剩下几名值班的伪军官和两名单身日本顾问。下午3点钟以后，各岗哨和流动哨全部换上了战斗小组成员，为防万一，晚8点半钟，起义负责人又对各哨位进行了巡查。 晚9时，苏贵祥的枪声一响，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李德三，日伪军官宿舍里的日军三浦圭沾、高本政治郎及亲日伪军官高振国、张凤书等十余人当场被起义士兵击毙，余下的伪军官兵经说服和争取，参加了起义队伍。由于起义人员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行动敏捷干练，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半个小时就消灭了敌人，结束了战斗。 接着起义人员又捣毁了三架飞机和机场的无线电及所有军事设备，砸开武器库和被服库，把所能带走的各种枪支弹药和军用被服装上事先准备好的两辆汽车，在苏贵祥的指挥下，迎着凛冽的寒风，离开了王岗机场，开赴江北，投奔抗联。 这一事件震撼了关东军司令部。1月6日，当起义大队行至肇东县榆树林一带时，被日军的侦察机发现，日军动用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进行围追堵截，起义大队被包围在榆树林附近。他们在前无接应后无退路的情况下没有动摇和懊悔，苏贵祥鼓舞大家说：“弟兄们，我们不能束手被擒，只有决一死战，冲出去才有出路。”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用投弹筒、轻重机枪疯狂地射向起义大队，硝烟弥漫着方圆不到100米的起义军阵地。起义的官兵们打得十分艰苦，由于阵地狭小，人员过于集中，伤亡惨重。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义军多次突围不成，战斗持续到下午5时，苏贵祥等30余名领导骨干先后牺牲，其余人员全部被俘。 至此，震惊敌人营垒的王岗事件，从策反、串联到武装起义，殊死激战，共打死打伤日伪军近300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由于它发生在日伪军事要害部门，给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王岗枪声在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悲壮而又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