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日，逃入越南的国民党残军在凉山附近的据点遭遇法军，法军以密集火力扫射，阻止残军前进。残军进行反击，国民党桂林保安司令伍宗骏阵亡，法军也受到沉重打击。 国民党残军冲过据点之后，继续南进。由于行踪已经暴露，法军以飞机尾随轰炸。两天后，残军从龙州出发时携带的粮食已消耗殆尽，数千官兵和随行的大批眷属、学生被迫以草根树皮充饥，啼饥号寒，惨不忍睹。 残军前进至法军的据点巴韩附近，被饥饿折磨的残军已无力与法军交战了。法军飞机在头上盘旋，传单如雪片般飞落下来，法军表示：只要残军放下武器，一切都好商量。 126军军长张湘泽、师长邓善宏、高参室主任肖兆鹏等人与随行的越南国民党负责人武鸿卿、越南复国同盟会负责人黄南雄开会商议如何摆脱绝境。 武鸿卿和黄南雄拍着胸膛保证：“只要能见到保大皇（越南末代君主阮福晪年号），一定会有所作为！” 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派肖兆鹏和参谋邓紫枫二人前往巴韩与法军谈判，并拟定了以下协议： 一、国民党军队缴械之后，所有官兵以及随行之眷属等人的生命，与随身携带的钱财衣物等项，法方必须负安全保护之责，不得加以伤害和没收； 二、国民党官兵及随行之眷属等人，每日所需粮食、肉类、蔬菜以及油盐之类等，法方须按日照实有人数，按定量配给，充分供应，不得短少； 三、法方应派车辆，将国民党官兵及随行之眷属等人，负责全部运至海防集中，然后再派遣船只，负责全部运往台湾； 四、法方应派出军医及看护人员，携带必需药品，每日至国民党军队驻地，为患病官兵及随行之眷属等诊病治疗。 四条之外，还有两个附带条件：（一）高级军官佩带之手枪，准予保留，作作防身自卫之用；（二）国民党军队携带的报话机，应准予携带，俾与长官公署联络之用。 1950年1月6日，肖兆鹏、邓紫枫来到法方巴韩据点，与法军指挥官沙利上校进行谈判。对于上述条件，法方都予以答应。 上午9时，肖兆鹏和沙利上校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双方各执一份。下午，法方分别用飞机和汽车将米粮蔬菜油盐之类食物源源运来，分发各部官兵具领。已断粮数日、快成饿殍的几千残军和眷属，此时无不喜形于色。 当晚，法军把残军中的高级人员用汽车送到离巴韩20里处名叫船头的地方集中住宿，其余官兵及随行眷属仍然留在巴韩予以看管。同行的越南复国同盟会负责人黄南雄，为了和保大皇取得联系，乘汽车前往谅山，去见谅山“省长”。越南国民党负责人武鸿卿和残军高级军官一同前往船头，当晚宿于船头的一家招待所。法军给他们每人一张活动床，晚餐每人一份西餐，一杯葡萄酒，一盘血淋淋的法国牛排。 第二天上午，法方一架飞机在船头附近的简易机场降落。法方通知残军高级将领全部乘飞机离开。登机前，法军将残军高级将领随身佩带的手枪和无线电报话机收缴，名曰“代为保管”。飞行一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一个机场，残军将领被告知：你们已到河内。 下飞机后，法方将越南国民党负责人武鸿卿和他的随员与残军高级将领分开，单独禁闭。其余的残军将领王赞斌、肖兆鹏、张湘泽、覃惠波、邓善宏（夫妇）、区震汉、黄循富、邓紫枫等12人，都被送到河内监狱。 12人中，除师长邓善宏的妻子被关入女子监狱外，其余11人被关在一间大牢房里。当晚，充当狱中的非洲摩洛哥士兵，分给他们每人一个冰冷的饭团。残军高级将领见法方不履行协议，以如此粗劣的食物和囚犯身份对待他们，气得将一个个冷饭团扔在地上，进行集体绝食以示抗议。 法方无奈，只得派人另备饭菜茶水，送到狱中。吃过晚饭后，11人挤在两张臭虫出没肮脏不堪的破木板床上，辗转难眠。 他们在河内监狱被关押了10天，期间法军将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一一检查，并作个别谈话，询问残军到越南的真实目的，并且提出将入越的国民党残军加以改编对付游击队。 残军将领们深感人格受到了侮辱，不愿做法国人的雇佣军，提出严正抗议，绝食抗争。法方见残军将领拒绝收编，便于1月16日，派一个排的摩洛哥士兵，将这批残军高级将领押上火车，由河内转送至海防。 17日，残军将领来到海防，又由海防乘船至宫门。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处于软禁中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 黄杰刚在软禁中度过他的48岁生日，心情沮丧黯淡。他告诉残军将领，退入越南的第一兵团残军已全部集中在鸿基的蒙阳被软禁，法军已划出集中营将软禁所有入越的国民党军队。 这批残军将领在见过黄杰之后，便去与集中营的法方官员会晤。法方告知，已将后期逃入越南的这批残军押解来蒙阳，让残军将领明天前往蒙阳，与那些囚犯似的官兵待在一起。当天晚上，他们被安排在宫门一所华侨小学校里。华侨校长也是广西人，老乡见面，倍觉亲切，买了酒菜让他们吃。残军将领们到越南一个月来，这算是最好的食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