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杜聿明对被特赦不久的文强，说：“有政策，国民党回来的这些将领，如果结了婚家属在海外的，都把她们接回来，使他们团聚。如果他们的配偶不在了，允许他们在大陆结婚。” 当时，文强等在全国政协的24个文史专员成一组。由于文强是学习组长，所以一些人结婚，都是他安排的。赵子立（当过国民党河南省主席）的两个老婆在台湾，那两个老婆不回来，所以文强安排了赵子立在大陆结了婚。 黄维的妻子蔡若曙死后，黄维和史逸清结婚。有一天，黄维对文强说：“你给我们安排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婚呢？” 文强：“一方面我已经快70岁了，再有一方面，我已经有五个儿子在大陆，我就不结婚了。” 黄维说：“你看你在这个家里，我们来看看你，你自己要烧开水，连烧开水的人都没有了。你这个生活怎么过啊？你年纪老了。老了应该有个伴啊。” 文强说：“我这个情况你也都知道，我不想结婚。” 过了一段时间，文强在政协的一个女同事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叫张某的，是打太极拳认识的，你们两个见见面吧。” 文强和张某在一个朋友家见了面，文强问张某是什么地方的人？ 张某说她是天津人，一问她的年龄，文强比她大15岁。两人聊起民国时期天津的军政要人，张某认识原天津市市长杜建时，还有天津的好多人她都认识了。 文强说：“你还有一定的地位呀？” 张某说：“我那个丈夫是开私人银行的，后来他去世了。” 文强给政协写了个要求结婚的报告，政协派了学习组的赵秘书，调查了张某，还找张某谈了话。之后，赵秘书就跟文强讲：“文老，张这个人，你最好放弃。” 文强问：“怎么啦？” 赵秘书说：“根据我们的调查，她这个人哪，第一，她没有职业，她嫁过来一切的生活都要你管；第二，这个人古怪，我们调查了好多地方好多人，都说她脾气古怪。群众关系不好，到哪个地方，都把群众得罪了。她没有朋友。你结婚呢，是为了有个伴啊，你如果跟这个人结婚，这样古怪，不好。” 文强说：“我感谢你，调查这么细。” 就在文强结婚这个念头就要取消了时，介绍人又跑来找他：“我给你介绍的张某，你为什么也不理人家啦？” 文强就把政协的调查结果告诉了介绍人，介绍人说：“你糊涂！” 文强问：“怎么糊涂呢？” 介绍人说：“没有职业，群众关系不好，脾气古怪，你说说看，这些哪个是大问题？” 听介绍人这么一说，文强觉得有道理呀，说：“这样吧，我准备跟她结婚。” 于是，文强又去问赵秘书，赵秘书说：“文老，我不敢说反对。由你自己去决定吧。我不参加意见了。” 就这样，文强和张某到居民委员会去登记，就结了婚。 结果婚后不久，文强就发现，政协对张某的定性是太准确了。张某经常让文强替她办事，文强不愿意求人，结果张某就不给他做饭。 当时，文强的工资一到，就被张某拿走了。后来文强又发现，朋友们给他祝寿寄了一些美元，张某都拿去了，文强连信都看不到。比如，在文强快过90岁生日时，蒋纬国来信祝寿还寄来了1000块美金，结果钱直接被张某拿去了。 这样的日子呢，文强过了好多年啦。邻居也忍不住对文强说：“每天你的老伴不到9点不起来，她也不做早饭给你吃，我看见你自己买点油条在那里吃。” 张某得知后，去骂邻居说：“你们怎么管事情管到我家里来了？” 后来，张某要文强向在美国的大儿子要钱，说：“你给我的每月2000元工资不够用。我没有职业，我还要医药费，你的儿子都有钱，在美国当教授的儿子一个月就有一万多美金，他一个月拿个千把块钱也应该呀，你那个做生意的儿子也有钱啊，你跟他要钱！” 文强说：“我一生没有伸手要过钱，我一生也不想向自己的儿子要钱。我左右的这些邻居，他们的工资都比我低，他们的人口还比我们多，为什么我们的日子就过不好呢？你这个毛病不对。从下个月起，工资我自己来管，不归你管了。” 之后政协送工资来，文强就自己签字，他对张某说：“我每个月拿1000块给你。吃饭的钱我管。” 一个月下来，两个人吃饭四百块钱都用不完，文强说：“你没有道理，你跟我将近20年了，你把我们的钱搞到哪里去了？朋友送给我祝寿的钱搞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把过去的开销给我看看。” 张某说：“我在你家里，你每个月起码要给我1000元劳务费。 自从文强自己拿工资后，张某一天到晚找文强吵，她把文强住的房子防盗门安一道锁，胡同门安一道锁，住的房子安一道锁，三道锁钥匙都她拿着，把文强关在家里。 无法忍受的文强，最后决定起诉离婚。张某没有生活费，要文强给她三万块钱，文强怕三万块钱太少点，又拿出两万块钱，给了张某五万块钱，政协分配给文强的房子，文强也让了出来，这才解除了婚约。 文强的儿子买了房子，安排让他住在这套新房子里，文强这才获得自由。他后来回忆说：“我一生三次结婚，最后这一次，是我自己搞坏了。这是我特赦之后所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