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后金政权内部发生了一起人伦惨剧，努尔哈赤的儿子莽古尔泰，竟然亲手杀掉了自己的母亲，原因是她疑似和代善有不正当关系。而代善是努尔哈赤的二儿子，莽古尔泰的异母哥哥，即便如此，儿子亲手杀掉母亲，也让人难以想象。 在后金政权的崛起过程中，努尔哈赤的后宫可谓贵妃、侧妃云集。努尔哈赤一生共娶十余位夫人，其中有八个夫人为他生下子嗣。 佟佳氏是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夫人，出身于一个商贾之家，为努尔哈赤育有代善、海塔等子嗣。代善是后金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努尔哈赤的长子，他在早期就被立为太子，并掌握了重要的军政大权。 在努尔哈赤逐渐扩大势力的过程中，他采取联姻的方式拉拢各部落首领。富察氏是努尔哈赤重要的联姻对象之一，其中富察·衮代便是莽古尔泰的生母。 富察·衮代为努尔哈赤生下莽古尔泰后，在后宫中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在后金政权中，生育男丁是妃嫔获得政治地位的重要筹码，这源于游牧民族对子嗣的重视。 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虽然已经开始向着定居文明过渡，但仍保留着许多游牧民族的传统。在婚姻制度上，后金延续了女真人的＂父妻子继＂习俗。 这种习俗允许儿子在父亲死后娶继母为妻，这在农耕文明看来是大逆不道，但在游牧社会却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制度的形成与游牧生活的艰苦程度息息相关。 在游牧社会中，女性获取生存资源的能力远不如男性。失去丈夫庇护的女性，往往会面临生存危机。因此，＂父妻子继＂实际上是一种保护女性的制度安排。 在后金政权的发展过程中，努尔哈赤的二儿子代善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太子的代善不仅掌握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还负责管理后宫事务。 代善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警惕。随着后金势力的扩张，努尔哈赤开始担心权力过度集中在代善手中会带来隐患。 在后金政权内部，各个贝勒之间的权力制衡十分微妙。努尔哈赤采取了分封制度，将军政大权分散给各个儿子，以此来维持平衡。 代善作为太子，在这种权力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但这种优势地位并非牢不可破，特别是当他的一些行为引起努尔哈赤的不满时。 1621年前后，后宫中开始流传关于富察·衮代与代善关系的传闻。这些传闻很快传到了努尔哈赤的耳中，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代善作为太子，本就承担着照看后宫的职责。但这种职责与私下往来是有明确界限的，一旦越过这条界限，就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 努尔哈赤对这些传闻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没有立即做出决断，而是暗中观察事态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莽古尔泰的处境十分微妙。作为富察·衮代的儿子，他面临着是维护母亲还是效忠君主的两难选择。 后金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代善的一些支持者开始担心这个传闻会影响到太子的地位。 在这种紧张的政治氛围中，莽古尔泰最终选择了用极端的方式表明立场。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富察·衮代，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努尔哈赤的忠诚。 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后金政权。莽古尔泰的行为虽然令人震惊，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获得了努尔哈赤的认可。 代善的政治处境因此变得更加复杂。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与富察·衮代的关系，但这个事件还是给他的声望带来了负面影响。 莽古尔泰手刃亲母的事件在后金政权内部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莽古尔泰的政治前途，他被努尔哈赤委以重任，获得了更多的军事指挥权。 代善的政治地位在这一事件后开始动摇。努尔哈赤逐渐减少了代善参与重大军事行动的机会，并开始培养其他子嗣分享政权。 这场人伦惨剧也改变了后金政权内部的权力格局。努尔哈赤开始实行更为严格的分权制度，防止任何一个儿子获得过于集中的权力。 后金政权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因这一事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亲手杀死母亲这种在农耕文明中极度骇人听闻的行为，在游牧政权中竟然成为了忠诚的表现。 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反映出后金政权在向专制集权过渡时期的特点。政治利益的考量开始凌驾于传统伦理道德之上。 在游牧文化中，母子关系本就不如农耕社会那般牢固。这次事件更加凸显了游牧民族在面对政治与亲情冲突时的独特处理方式。 这场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后金政权统治基础的特点。政权的稳定更多依赖于武力和利益的平衡，而非传统的伦理道德约束。 在后金政权发展的历史中，类似的人伦悲剧并非孤例。这种现象与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权力斗争中的人性异化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政治利益，人们可以突破传统伦理的底线，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 后金政权的这种特点一直延续到清朝建立之后。即便是在统一中原后，清朝统治者在处理人伦关系时，仍然保留着许多游牧文化的特征。 这一事件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它揭示了政治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以及专制统治对伦理道德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