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3年，朱元璋欲诛杀沈万三。箭在弦上即将射出时，被马皇后拦住了。她颇有深意地说道，“虽然沈万三富可敌国，但大明律法诛杀不法之徒，陛下何须费力。”朱元璋诛杀之心已起，自然不会轻饶沈万三。不久，沈万三被发配至云南。 江南水乡周庄，处处流淌着富贵气息。沈万三的发迹，正是从这片富饶之地开始的。 沈万三出身于元朝末年的一个普通农家，父亲为了谋生，带着全家从江浙老家迁徙至周庄。 初到周庄的沈家，靠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勤劳作，渐渐积攒下一些余钱。时值元末，土地价格低廉，沈父便将积蓄用来购置农田。 沈万三自小跟随父亲经营田产，他发现单纯依靠农业收入增长缓慢。为了扩大收益，他开始在周边集市贩卖农产品，同时收购其他农户的余粮。 经过数年经营，沈家的资产逐渐增长，在当地已颇具名气。沈万三原名沈富，因为家业兴旺，当地人便称他为＂万三＂，这是对富贵之人的美称。 在经商过程中，沈万三结识了苏州富商陆德源。陆德源膝下无子，看中了沈万三的经商才能。 陆德源将毕生积累的生意经验悉数传授给沈万三，包括经营布匹、盐铁、粮食等多个行业的门道。这段师徒关系为沈万三日后的商业扩张打下了坚实基础。 元末战乱频繁，许多商人选择收缩业务，但沈万三却看准时机大举扩张。他以低价收购了大量田产和店铺，并在江南水路上组建了庞大的船队。 沈万三的商业网络逐渐遍布江南地区，从苏州、杭州到南京，都能看到他的商号。他的生意涉及粮食、丝绸、盐业、船运等多个领域。 通过经营水陆运输，沈万三掌控了重要的物流命脉。每当某地粮价飞涨，他的船队便会载着粮食快速驶往，既平抑了物价，也获得了丰厚利润。 到了元末，沈万三已成为富可敌国的江南首富。他的财富积累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善于把握时机的投资眼光、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以及多元化的经营策略。 元末天下大乱，各路起义军纷纷崛起。在江南地区，张士诚势力最为强大，他占据苏州等重要城市，与朱元璋形成对峙之势。 对于盘踞在江南的富商来说，这是一个需要慎重选择的时刻。商人的本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在改朝换代之际，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 张士诚占据苏州期间，对当地商人采取了宽松的政策。他维持了市面的稳定，保护商人利益，使得苏州的商业活动得以持续。 作为在苏州经营的大商人，沈万三不可避免地与张士诚政权发生了往来。他为张士诚的军队提供了粮草和军需物资，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情。 然而历史的走向总是出人意料，最终朱元璋击败了张士诚，建立了明朝。曾经支持过张士诚的江南富商们，顿时陷入了困境。 朱元璋对江南富商群体抱有极大的戒心。这些富商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强大实力，而且与前朝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了表达对新朝的忠诚，沈万三主动承担了南京城的部分修建工程。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沈万三投入大量资金，亲自监督工程进度，确保工程质量。然而这种表现反而加深了朱元璋的忌惮。 在朱元璋看来，一个商人能够轻易承担如此庞大的工程，说明其财力已经到了足以威胁王朝统治的地步。这种财富规模令统治者感到不安。 明初的政治氛围十分微妙，朱元璋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对任何可能威胁到统治的力量都保持高度警惕。商人群体恰恰是其重点防范的对象。 沈万三虽然一再表达效忠之意，但其巨额财富始终是一个难以化解的政治隐患。在朱元璋建立的新秩序中，像沈万三这样的巨富已经没有了生存空间。 1373年，沈万三的命运迎来转折点。这一年，朱元璋下令要处置这位江南首富。 在关键时刻，马皇后出面进行调停。她提出应该按照大明律法处置不法之徒，而不是单纯因为富可敌国就要诛杀。 这番话既保全了沈万三的性命，也为朱元璋处置沈万三提供了合法依据。马皇后在政治上展现出高超的智慧。 最终，朱元璋决定以＂私通前朝余孽＂的罪名，将沈万三流放至云南边陲。同时下令将其所有财产充公入库。 这次充公的财产数额巨大，据传光是现银就有370万两。这笔财富为明朝早期的国库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 沈万三的商业网络遍布江南，涉及各个行业。充公过程持续数月，期间查获大量商铺、良田、商船等资产。 沈万三案成为明初整治商人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之后，江南商人纷纷收敛锋芒，有的选择移居海外，有的转而经营小本生意。 从历史角度看，沈万三案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阶层的政治困境。商人即使再富有，在专制权力面前也难以立足。 明朝初期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限制了商业的发展。这种政策既源于统治者对商人财富的忌惮，也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取向。 在这种政策环境下，明代商人的发展空间被大大压缩。他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隐藏财富，甚至改变经营方式。 沈万三的悲剧性结局也为后世商人提供了深刻启示。在专制社会中，财富的积累必须考虑政治因素，过度张扬往往会招致灾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