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3日，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突然接到电话，说白崇禧要见他。这让张轸大为吃惊，难道是起义计划泄露了？ 张轸陷入了两难，去，有可能被白崇禧扣押，不去，肯定会受到怀疑，白崇禧一定会马上派出优势兵力来消灭起义部队。 当时，解放军四野先遣兵团抵达江北的部队有限，张轸派人进行联络的江汉军区是解放军的地方部队，立即渡江增援恐有困难。时间不容张轸再考虑下去了，他决定驱车到武昌城内去见白崇禧再说。 临走前，张轸给金口的128军军长辛少亭打电话，叮嘱说：“我到武昌去见白长官，如果黄昏时候还不回来，你们按计划立即发起起义。” 辛少亭劝阻说：“情况不明，请司令官千万不要去武昌，请马上来金口发起起义。” 张轸说：“现在仓促起义，成败难料，我估计白长官不会把我怎么样。”说完后，张轸又给在武昌城内的第十九兵团办事处打了电话，命令办事处随时与金口的128军军部保持电话联络。部署完毕后，张轸前往武昌去见白崇禧。 张轸原任河南省主席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张轸于1949年3月，率部退到江南，受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之命担任武昌到嘉鱼一线的江防任务，张轸所辖的地方武装约五个旅，被改编为第十九兵团，辖第127军、128军，由赵子立、辛少亭分任军长，张轸任兵团司令官。 渡江战役发起后不久，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抵达长江北岸，准备渡江作战。白崇禧见长江下游的防线已被解放军突破，汤恩伯的京沪杭整个防御体系被击垮，而武汉地区位置过于突出，有被抄后路包围的危险，因此白崇禧决定放弃武汉，退保湘粤。张轸见起义的时机已到，便决定在他防守的武昌至嘉鱼间九十里的防地上起义，迎接解放军过江。为了使起义顺利成功，张轸决定选择靠武汉且在他的防区之内的金口作为举行起义的中心。金口在武汉上游不远，解放军从金口大渡口南渡长江，便可迅速包围武汉。 张轸对起义早有准备，为了迷惑白崇禧，他曾以加强金口的防御为名，把他最可靠的128军摆在金口一线前沿地段，把127军摆在金口东南的铁路和公路两侧，防止在起义后白崇禧调动鲁道源的第58军或桂系精锐张淦兵团对起义部队的攻击。 起义地点确定后，张轸即派人秘密过江和解放军联系，不料，张轸的部署刚刚完成，白崇禧突然下令，将武汉地区的华中部队一律撤退到湖南去，为了稳妥起见，白崇禧还亲自制定了撤退路线和行军序列，张淦兵团的第7军和第48军先撤，然后是张轸第十九兵团的127和128军，负责卫戍武汉的鲁道源率第58军殿后。 张轸的起义计划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他决定临时改变起义计划，等张淦兵团一撤出武昌城，解放军向武汉发起进攻时，就率部起义，以他指挥的两个军足可以对付鲁道源的第58军。改变起义方案后，张轸派人再次过江与解放军联络，并商定战场起义的行动方案。 就在张轸积极准备起义时，白崇禧飞往广州，与代总统李宗仁及粤系元老余汉谋、张发奎、薛岳等人磋商两广联合、退保华南和大西南的战略问题。 张轸派到江北与解放军江汉军区联络的人，顺利返回金口，经过与解放军协商后，决定部队起义的番号为“五五五部队”，起义官兵，左臂缠上白毛巾，待张淦兵团一撤出武昌城，即通电宣告起义，迎接解放军过江。 可是，白崇禧突然从广州飞回了武昌，并非常急切的要张轸前来相见，这就不由得张轸不怀疑了，但是为了起义大计，张轸还是硬着头皮前往武昌和白崇禧会面。 张轸敢去见白崇禧，心中还是有底气的，因为他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私交不错，在以往的历史上，彼此合作的都很愉快。 在台儿庄战役中，张轸任第110师师长，归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指挥。张轸率部开到运河防线，密渡运河，以游击战进入日军后方，牵制了大批日军。战后，李宗仁保举张轸升任第13军军长。白崇禧后来在总结台儿庄战役时特别提到：“防御战以池峰城师为第一，运动战以张轸师为第一。” 在1948年底，眼见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中原战场损失大半，白崇禧趁机通电逼蒋介石下野，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五省都积极参与，张轸这个河南省主席也是积极配合桂系，因此无论是李宗仁还是白崇禧，都视张轸为自己人。之后，白崇禧批准将张轸的五个保安旅扩编为第127军和第128军，并保举张轸为第十九兵团司令。 有了以上的渊源，张轸认为：凭他与李宗仁、白崇禧不同寻常的关系，白崇禧是不会扣留他的，再说，白崇禧也未必就已知道了他的起义计划。 来到武昌总部后，张轸径直去见白崇禧，见面后白崇禧显得十分客气，不过寒暄几句后，白崇禧拿出一封参谋总长顾祝同发来的电报，上面写道：“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军，图谋叛变，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广州，严厉法办，所部就地解散。” 张轸见白崇禧只是给他出示电文，但并没有扣留他，这证明白崇禧想利用他将十九兵团裹胁撤到湖南。张轸顿时心中踏实了，他决定将计就计，和白崇禧周旋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