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0年，孙吴大军登陆台湾，他们吃惊地发现，当地土著还处在原始母系社会，基本不穿衣服，喜欢吃生鱼，交媾时互不避讳，更没有君臣观念。部落之间打仗喜欢割下对方首级，并分食对方尸体。 孙权，作为三国时期东吴的开国之主，不仅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灵活的外交手段闻名，还以对内政的深远影响力奠定了东吴的经济基础。他在治国方面展现出独特的智慧，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和倡导节俭，全面增强了国家实力，使东吴能够在动荡的三国格局中长期立足。 在接掌政权后，孙权迅速意识到农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继承了兄长孙策的部分政策，并以屯田制为基础，大规模发展农业生产。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由专门的官吏负责管理。军屯主要由屯田兵实施，他们既是战时的士兵，也是农时的耕作者，而民屯则完全依靠普通百姓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分工不仅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缓解了长期战争对人口和生产力的消耗。 屯田政策的实施范围极为广泛，从皖城到毗陵，屯田规模各异。皖城一地驻扎了数千屯田兵，而毗陵则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从事农业劳作。这种大规模的屯田活动不仅增加了粮食储备，也为东吴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撑。在技术方面，孙权提倡以牛代役，大力推广牛耕，使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尤其是在海昌县，由陆逊担任屯田都尉的初期，孙权通过政策支持使这一地区成为东吴早期的重要农业基地。黄武五年（226年），陆逊进一步提出扩大耕地面积的建议，孙权不仅采纳，还亲自参与耕作，以此激励将士与民众。这一举动展现了他重视农业生产的决心，同时也巩固了百姓对统治者的信任。 除了发展农业，孙权还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确保灌溉系统的完善和交通运输的便利。他在黄龙二年（230年）主持修筑东兴堤，以控制巢湖的水流。此举不仅有效解决了当地的水患问题，还保护了附近农田的稳定耕作环境。此外，他开凿了多条运河，包括句容城中路运河和堂邑涂塘等工程。这些水利设施不仅是内河航道，促进了物资运输，也起到了灌溉作用，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尤其是句容运河的开凿，使得粮仓的储运更加高效，为东吴在战争时期的粮草供应提供了保障。 孙权对赋税政策的调整也为东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夺取荆州后，正值疫病肆虐，他果断免除了荆州地区农民的租税，并宽慰百姓以度过危机。这种宽赋息调的政策在赤乌三年（240年）得到进一步延续，他明确下令禁止官吏以徭役名义干扰农事，确保农业生产不受影响。在太元元年（251年），他更是颁布诏令，大幅减少劳役和赋税，缓解民众的负担。这一系列政策不仅恢复了战乱中的经济生产，还为国家赢得了民心。 孙权个人的节俭作风在他的治理中起到了表率作用。虽然他称帝后迁都建业，但并未大兴土木建设新宫殿，而是沿用旧时的将军府作为宫室。他的后宫规模小且管理严格，宫人和侍女人数始终保持在有限范围内。他也没有为公主们划分封邑，体现出一种务实的治理风格。在赤乌十年（247年），原有宫殿因年久失修出现腐坏，他仍只是对武昌宫进行简单修缮，丝毫没有扩建或修造豪华新宫的意图。 孙权的这些政策和作风反映出他对国家资源的精打细算。他深知，一个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必须以节俭为基础来维持内部的稳定和持续发展。通过轻徭薄赋、注重农业生产以及兴修水利，他有效缓解了民众的负担，也为战争中的东吴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和物资支撑。这些政策不仅提升了东吴的综合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三国时期经济恢复提供了借鉴。 一天，孙权忽闻幕僚禀报，东南海外有一夷州（今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正是吴国谋求发展的良机。 卫温、诸葛直领命而去，率军一万，浩浩荡荡，向夷州进发。一路风帆迅捷，数月后终于抵达夷州海岸。谁知刚一登岸，便大吃一惊。 只见夷州土著衣不蔽体，赤身裸露，男女之间竟然毫不避讳，行止粗鄙狂野。吴军将士一个个目瞪口呆，只觉得三观尽毁。 更令人震惊的是，岛上土著竟然还处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部落之间时常打打杀杀，俘获敌人后，不但要斩下首级示威，有时甚至还会分食对方尸体。 面对如此野蛮落后的场景，许多士兵彻底傻了眼。他们大都出身文明世家，从未见过如此不堪入目之事。 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在当地立稳脚跟。无奈事与愿违，吴军水土不服，染病的人越来越多。岛上蚊虫又多，叮咬不止，士兵们个个痛苦不堪。 起初卫温等将领还能勉力支撑，然而随着染病的人越来越多，士气一落千丈，军心备受动摇。一些士兵私下议论，不如就地投降，也免得受罪。 眼见军心涣散，卫温、诸葛直十分焦虑。他们原本指望这次远征大获全胜，好立下战功，得孙权赏识。不曾想竟落得如此田地。 就这样，孙吴远征夷州的号角刚刚吹响，便宣告失败。这次失利的远征，不但暴露了孙权决策失误，也成为吴国由盛转衰的一个缩影。此后吴国国力渐渐削弱，最终为晋所灭。而夷州，也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淡出，直至一千多年后才重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