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凌凤梧被人检举曾看守过方志敏，是敌特分子。不料，他淡定地拿出一张纸条，党组织认定他无罪，并放了他。 1950年10月，一张写有＂木吾兄＂的纸条，让凌凤梧躲过了＂敌特分子＂的罪名指控。这要从15年前说起。 1935年1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国民党逮捕。2月2日，他被关进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狱中的方志敏每日伏案疾书，双脚却被十几斤重的脚镣紧紧桎梏，脚背青一块紫一块，肿得像馒头。 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巡视监舍时，看到了这位意志坚定的年轻人。 凌凤梧，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的一个布商家庭。自小在商贾之家长大，他的家庭并不显赫，但却充满了文化氛围，父母对教育的重视让凌凤梧自幼便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他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但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的变迁中，凌凤梧始终保持着勤奋刻苦的态度，尤其在语言学科上展现了天赋和才华。 在浙江省立九中（即严州中学的前身）学习期间，凌凤梧凭借卓越的学习成绩获得了教师和同学们的认可。他的英语成绩尤为突出，这为他日后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术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九中毕业典礼上，时任校长方赞修的一番话深深影响了他。方校长强调的“不做官，不做政客”的训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方校长不仅仅是在讲解官场的官职与身份的区别，也是在告诫学生们要保持高尚的操守和独立的人格，这对凌凤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1919年，凌凤梧完成中学学业后，考入了上海文生氏高等英文学校。虽然他才华出众，但由于家境贫寒，他很快便因为支付不起昂贵的学费而不得不辍学。尽管如此，这一挫折并未打击他的信心，相反，这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学的决心。经历了这段艰难的时期后，凌凤梧于1922年进入浙江省立政法专科学校，专攻政治经济学。四年的大学学习，他通过不懈努力，顺利毕业并获得了政治经济学的专业学历，这一背景为他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1927年，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凌凤梧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加入了国民党金华县党部，协助管理卷宗及文书工作。通过县党部执委、中共党员钱兆鹏的介绍，他顺利加入了国民党。然而，随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凌凤梧的政治生涯遭遇了巨大的波折。随着钱兆鹏的牺牲，所有通过他介绍加入国民党的人员的登记表被作废，这也使凌凤梧不得不离开了国民党。 退党后的凌凤梧并没有选择远离社会，而是继续投身于教育事业，先后担任了小学校长兼教员等职务。在这一阶段，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同时，他也开始更多地接触到地方政府的行政事务。在工作中，凌凤梧始终保持着一颗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的心，他在不同岗位上都能出色地履行职责，赢得了上级和同僚的信任与尊重。 1935年，凌凤梧的职务再次发生变化。当时，他被任命为驻赣绥靖公署的上尉书记，并被暂时派往公署军法处下属的看守所担任代理所长。这个职务让他与更多的军事和政府事务接触，也使得他的工作环境和责任进一步复杂化。在这个特殊时期，凌凤梧面对的不仅是日益复杂的政治局势，还有日常行政管理中的各种棘手问题。然而，他始终以冷静的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应对挑战，表现出了极高的组织能力和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 出于同情，凌凤梧来到曹振飞面前，婉言相劝:＂曹长官，上面不是要我们想方设法劝降方志敏么？给他换个轻些的脚镣，正好表明我们的诚意。＂ 得了曹振飞的首肯，凌凤梧立即去找管刑具的黄克明，要来一副两斤重的脚镣。他亲自来到方志敏的牢房，为他换下那副十几斤的镣铐。 方志敏长舒一口气，感激地提笔写下:＂谢谢木吾兄为我减轻脚镣之苦。倘若他日革命成功，我必当在史册上为你留名。＂ 从此，方志敏不仅可以轻松地在牢房里走动，而且写稿的速度也大大加快。几个月内，他竟写下近20万字的手稿，其中就有脍炙人口的名篇《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这些稿件，后来都是凌凤梧冒着极大风险，暗中交给方志敏的狱友，千辛万苦才得以传出狱外，辗转到了鲁迅、宋庆龄等进步人士手中，得以面世。 凌凤梧的经历反映了民国时期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轨迹：他在国家剧烈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从一个充满理想的青年学子，到一个身陷政治漩涡的普通公务员，再到一个承担实际工作与管理责任的官员，每一步都充满了艰难与抉择。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政局动荡不安，战乱不断，许多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迷失方向，而凌凤梧则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立场和理想，尽管他并未走上显赫的政治舞台，但他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在社会中发挥着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