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确定了引洮河水上董志塬的计划，这就是“引洮工程”。因为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项工程也成了张仲良主政甘肃六年的时间里最受争议的工作。 张仲良是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一位杰出将领。1937年初，张仲良被任命为陕甘省军事部副部长，这一职务使他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军事事务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陕甘省的撤销后，张仲良迅速适应新的组织架构，担任关中分区军事部部长，继续在复杂多变的战时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仲良被任命为关中军分区司令员，负责指挥和协调关中地区的抗日力量。他在这一时期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坚定的抗战决心。1942年夏，随着战局的变化，关中分区被重组为警备司令部，张仲良被提升为副司令员，进一步扩大了他的指挥权限。同年年底，张仲良被任命为关中分区专员，全面负责区域内的军事和政治事务，确保抗战力量的有效整合和运作。 1944年5月，张仲良调任教导一旅政治委员，这一职务使他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士气提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不仅标志着他在政治领域的积极参与，也反映了他在军事和政治双重领域的综合能力。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仲良被调任为联防军副政委，负责协调和指挥联防军的各项军事行动，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新中国军事体系中的地位。 1946年3月，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率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试图削弱新中国的西北防线。面对严峻的军事威胁，党中央决定派遣张仲良前往陇中分区，担任司令员、地委书记及专员，迅速稳定了该地区的局势。 同年11月，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成立，张仲良被任命为该纵队的政治委员。作为政治委员，他不仅负责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还参与军事决策，确保部队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随后，第四纵队改编为第四军，张仲良继续担任政治委员，参与了瓦子街、西府、扶眉和兰州等关键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张仲良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能力和坚定的战斗意志，带领部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胜利，极大地推动了西北地区的解放进程。 随着战局的推进，第四军进一步进军青海，直取西宁。在这场战略行动中，张仲良统筹指挥，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和敌军弱点，成功占领西宁，完成了对西北地区的全面解放。他的领导不仅巩固了新中国在西北的统治，还为全国范围内的解放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持。 1949年9月，张仲良被任命为青海省委书记，兼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开始参与地方政府的治理工作。他在青海省的领导期间，积极推动地方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11月，他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进一步参与西北地区的军事和政治事务，发挥了重要的协调和决策作用。 1950年春，张仲良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全面参与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建设工作。他在这一职位上，运用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深厚的政治素养，推动了西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1953年，张仲良被任命为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承担起更为重要的领导职责。在任期间，他致力于追剿残余匪军，推动政权建设，实施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为青海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4年5月，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书记，随后升任第一书记，兼任省政协主席和省军区政委，全面负责甘肃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 1958年，张仲良在深入调研后，提出了一个宏伟的构想——引洮河水上董志塬。这就是后来备受争议的＂引洮工程＂。
董志塬，黄土高原上最大的一块原面，干旱少雨，水资源匮乏，一直困扰着当地的发展。与此同时，洮河这条发源于青海省黄南州的黄河上游最大支流，年径流量高达53亿立方米，却直奔黄河，没能很好地造福当地。
张仲良敏锐地意识到，将洮河的水引到定西、庆阳等中东部地区，对于解决当地的缺水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于是，引洮工程这一宏伟蓝图，由此在张仲良的脑海中渐渐成型。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当时经济、技术条件限制，这项宏伟工程进展十分缓慢。修建隧洞要炸山开石，却苦于没有足够的炸药；架设高压线需要电杆电线，可钢材铜材紧缺；打通引水渠更是难上加难，人工开凿效率低下……种种困难接踵而至，工程一再延宕。 三年时间转瞬即逝，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换来的却是工程的一再受阻。据统计，仅民工就常年维持在10万人以上，总投资更是高达1.5亿元。 1960年12月，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刘澜涛严厉批评了张仲良在引洮工程上的错误决策，指出这给国家和甘肃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1961年6月，阻力重重的引洮工程被迫下马。张仲良不久便被免去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此后，＂引洮工程＂几乎成了他从政生涯中一个禁忌的话题。直到2014年，时隔半个多世纪，引洮一期工程才最终建成通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