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个男特务被判死刑，他拼命辩解，但却因为拿不出实质证据被押解到刑场，执行枪决当天，他心灰意冷的跪在刑场上，就在枪子儿出膛的前一秒，他克制不住恐惧大声喊：“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黄茂才，1923年出生于四川荣县，家境贫寒。小时候，他的父母为了让他脱离农田劳作，拼尽全力支持他读书。可惜，直到上初中时，家庭经济已无力再支撑他继续学业，黄茂才只得辍学回家务农。 对于那个年代来说，初中教育已经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但社会动荡不安，黄茂才并没有因为这点优势而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黄茂才不仅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还面临着被征召入伍的危险。为了避免儿子被抓壮丁，黄茂才的父母向当地一个著名的地主求助，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没想到，这位地主实际上与国民党特务有着深厚的联系。 黄茂才因此在一番曲折的际遇中，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构，成为了一名文书。凭借一手好字，他担任了少尉的职务，负责一些文字性工作。然而，由于性格直率、做事死板，黄茂才得罪了不少人，最终被辞退，陷入了再次失业的境地。 回到家中，父母对他未来的担忧日益加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黄茂才通过熟人介绍，获得了渣滓洞监狱看守员的工作。尽管最初他对此并不热衷，但考虑到薪水不菲且能维持家计，他还是决定接受了这份工作。 1948年6月，监狱迎来了两名新犯人，其中一位名叫曾紫霞，来自四川内江。黄茂才在查阅档案时，发现她和自己同是四川人，于是开始与她接触。 曾紫霞知道黄茂才的家庭背景后，渐渐拉近了与他的关系。她开始在适当的时机与黄茂才交谈，了解他的生活困境，并向他展示了国民党的种种暴行。在这过程中，曾紫霞巧妙地策动黄茂才，成功地让他为监狱中的同伙提供了帮助。 不久后，另一位女犯人——江姐被关进了监狱。江姐同样是四川人，与黄茂才也算有些许联系。在与江姐和曾紫霞的深入交谈中，黄茂才逐渐意识到国民党的暴行以及自己所处的境地。他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成为监狱中的秘密联络员，传递情报。 从1948年到1949年，黄茂才完成了30多次送信任务，将渣滓洞内部的最新动态传递给了外界，也为我党的行动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虽然黄茂才的举动在监狱内引起了其他看守的怀疑，但由于他平日里表现得极为低调、懦弱，没人将他与地下党联系起来。 1949年春节前，黄茂才送来了一份报纸，江姐等人得知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这让所有人都为之振奋。为了庆祝这一消息，监狱内的狱友们决定在春节期间举行小型庆祝活动。 黄茂才得知初一自己被安排留守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组织的安排。然而，活动的动静引起了其他特务的警觉，虽然黄茂才巧妙地用节日的理由掩盖了活动的真正目的，但上级已经开始对他产生怀疑。 同年8月，黄茂才收到家中来信，得知母亲重病，急需他回去照顾。在此期间，江姐请黄茂才帮忙带一封信，这封信是江姐写给她儿子彭云的，也是她的绝笔信。 黄茂才带着信回到家乡，却不久后遭遇了国民党的怀疑和追查。渣滓洞内的“清理工作”使黄茂才被定为“摇摆人员”，最终被遣散。然而，没过多久，江姐被杀害的消息传来。 黄茂才回到家乡后生活平静，但1951年，他被公安机关找上门，指控其曾是国民党特务，并与渣滓洞的事件有关。经过审问，由于没有确凿证据，他的身份被认定为伤害我党人员，最终被判死刑。 为了保命，黄茂才解释道：“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但因证据不足，执法人员始终未能确认其所言属实。最终，黄茂才被判无期徒刑，并在监狱里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 多年来，黄茂才始终未能放下心中的遗憾，尤其是未能见到江姐的最后一面。直到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的馆长在整理渣滓洞的历史资料时，偶然听说黄茂才曾是守卫之一。 馆长开始询问他当年的情况，黄茂才才知道，曾紫霞在江姐被杀害之前已成功逃脱。得知黄茂才被冤枉，曾紫霞立即为他写了证明信，并联合当年幸存的人为他作证，最终使得黄茂才的冤屈得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