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5日,解放军攻克锦州后,发现不见了守将范汉杰,四纵十师根据指示,在塔山以北、高桥镇以南设立了多处检查站,目的在于将漏网的范汉杰等“大鱼”捉拿归案。 10月20日,十师敌工科在高桥镇设立的检查站报告,每天有数十人、多至数百名国民党败兵通过检查站。凡是被释放的士兵大多数负了轻伤,都持有解放军发放的通行证和路费。 有一天,一个自称火夫而穿着国民党军官服的伤兵来到了检查站,问他有没有通行证,他说丢了,问他发给他的路费呢,他从口袋里拿出两根金条,说这是解放军给他的路费。同时,他从口袋里还掏出两发匣子枪子弹。 敌工科的王瑞堂感到这个人十分可疑,就由敌工科的干事姜郁周把他带到敌工科审问。他一进门,便像背台词一样高声喊道:“报告长官,鄙人是第六兵团部的火夫,因在锦州作战负伤,被贵军释放回家,发给我的通行证,昨晚丢了,请长官放行。” 王瑞堂一看这个伤兵只有20多岁,身体健壮,伤势不重,便问:“你在第六兵团部哪个单位工作?” 他答:“在第六兵团副官处当火夫。”回答得很利索也很肯定。 王瑞堂又问:“你既然是火夫一定会做饭菜,现在你给我们做几样饭菜让我们尝一尝,好不好啊?” 他两眉一皱,吞吞吐吐地答道:“报告长官,我是火夫不会做饭,也不会做菜,只会烧火。” 王瑞堂又问:“看来你是一个只会烧火的火夫了,那你讲一讲你烧火时都烧些什么燃料呢?” 他答:“烧煤。”回答得很不自然。王瑞堂便严肃地指出:“你们天天作战,东跑西窜,锦州已被我们包围封锁很久,你们到哪里弄煤烧呢?” 他语塞:“这……” 接着王瑞堂追问:“你既然是个火夫,又是一个烧煤的火夫,为什么两只手上丝毫没有煤黑的痕迹呢?” 他马上看看自己的手,可一会儿又回答:“报告首长,我不是烧火的火夫,是给长官端饭菜的火夫。” 姜干事在旁边一拍桌子,高声问道:“你净在胡说八道,你说你是火夫为什么口袋里还装着匣子枪子弹?” 这一追问他慌神了,头上冒出了冷汗,他低着头不说话了。 王瑞堂抓住他这时的感情变化,向他宣传解放军的宽俘政策:“年轻人,你应知道我们的宽俘政策,我们对每个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官和士兵,是给以宽大处理的,愿意回家者发给通行证和路费,但必须要讲老实话,你一进门就在演戏,不过你不是一个称职的演员,漏洞百出,你说你是士兵,可是穿着军官服;你说你是火夫,既不会做饭又不会做菜,口袋里又装着匣子枪子弹。这怎么能使我们相信你是一个真正的火夫呢?我劝你把老实话讲出来,讲了实情我们可以宽大处理,不然的话……” 这个年轻人沉默了好久,慢慢地抬起头来,低声说道:“我……我是侍卫。” 王瑞堂急忙追问:“你是谁的侍卫?” 他说:“我,我不敢说,说出来是要杀头的。” 王瑞堂耐心地说道:“从前你不敢说,是可以谅解的,今天你们的军队全部被歼灭了,就应该向我们讲老实话,你只要讲老实话,我们可以保护你,还可以发给你足够的路费回家,和自己的亲人团聚,如果你不说老实话,我们就要加倍地惩罚你!” 这个年轻人扑通一声跪下来:“长官,我讲了实话,你们真能释放我回家吗?” 王瑞堂叫他站起来,并表示解放军说话是算数的。他慢慢地说:“我是范汉杰长官的侍卫,自你们打进锦州以后,他就换上了便衣逃出了锦州城,到了乡下又用一根金条买了一套衣服穿起来。昨天晚上他叫我带着他的太太先进关,到北平找傅作义长官。” 王瑞堂立即追问:“范汉杰逃出锦州城后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的太太在哪里?” 他答道:“范汉杰昨晚在锦州东南20里左右的谷家窝棚,他的太太离这不远,在小树林里等我,只要我通过了你们的检查站,我就回去领她从别的地方绕过检查站,先到秦皇岛,而后坐火车到北平。” 王瑞堂又追问:“范汉杰化装后有什么特征?” 他说:“范汉杰是广东人,40多岁,个头挺高,脸黑黑的,又抹了一些锅底灰就更黑了,他穿着一件破棉袍,头上戴着一顶黑毡帽,还有几个侍卫跟着他。” 于是,王瑞堂让人跟随这个侍卫找来了范汉杰的太太,问:“范太太,你想想到底范汉杰在什么地方?” 她肯定地回答:“是谷家窝棚。”这时,王瑞堂对敌工科姜干事低声说道:“赶快整理一个情况报告,立即送到上级那里,建议发电报给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让驻在谷家窝棚一带的兄弟部队马上把范汉杰抓起来,详细情况你当面报告。” 姜干事走了以后,王瑞堂继续问询,范太太说:“范汉杰给我30多根金条,侍卫那里有20多根,我这里有10多根。” 这时侍卫立即把围在腰间的一个布口袋解下来,从布口袋里拿出20多个金条,这个女人也从腰间的布口袋里把金条拿了出来。 王瑞堂最后对他们讲:“你们会得到宽大处理的,但是要过一两天才能叫你们回北平。我们发给通行证和足够的路费,可以畅行无阻地到达北平。私人财物我们一概不予没收,你们可以下去休息了。” 隔了几天,野战军司令部通报,范汉杰已经被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