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9日拂晓，西安市发生了张学良派东北军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轰动一时。 当时，地下党宋黎在张学良的掩护下，在西安作了不少公开和秘密的抗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对他的注意，特务对宋黎和他的同伴、东北大学学生代表马绍周的活动经过侦查跟踪后，向正在广州的蒋介石报告，并主张逮捕宋黎等人并押南京去审讯。 蒋介石收到报告后，马上电令陕西省党部，将宋黎、马绍周等人逮捕解往南京审讯。省党部接到老蒋的电令后，立即布置特务行动队进行逮捕。 8月28日下午7时多，马绍周从所住的西北饭店出门，突然被两个便衣特务用手枪逼着，不许声张，一下子就被拖进省党部。 马绍周被捕后，宋黎也在西北饭店随后被捕。两个特务拿着手枪挟着宋黎，拼命拖着他往外走。宋黎不像马绍周那样驯服易制，他一面挣扎抗拒，一面大喊“土匪绑票”。但是特务们在西北饭店里里外外都已早有布置，宋黎虽大声喊叫，也没有人敢出来过问。 两个特务把宋黎拉到西北饭店门外，一直拖着他向省党部走去。西北饭店和省党部同在一条东大街上，相距还不到半里路，眼看着宋黎就要被拖到省党部门前了。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的巡逻队在大街上巡逻，正迎面走来。十七路军宪兵营那时汇集了一批进步分子，宪兵有不少是学生出身，还有些地下党隐蔽在里边工作，这种情况宋黎平日是知道的。所以，宋黎在看到了宪兵营的巡逻队，就大声呼喊“土匪！土匪！救人！救人！” 巡逻队立即围拢过来，进行干涉。两个特务马上说：“我们是省党部的行动队，奉命逮捕要犯，请你们不要管。” 巡逻队一听说是行动队“逮捕要犯”，立即就把宋黎由特务手中夺了过来，然后向特务们说：“拿出你们的逮捕证看看。” 特务都没有带逮捕证，但是却非常蛮横，用威胁的口吻指着省党部门口说：“我们就在这里，你们要看逮捕证，可一同进去看。” 巡逻队的小队长见特务们如此蛮横，就厉声喝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没有证明就敢逮捕人!”随即下命令叫宪兵把他们一起带走。于是七八个宪兵不容分说，把两个特务和宋黎一齐带到西北饭店对面端履门宪兵营的连部。宪兵营一连连长解晋生认识宋黎，他马上命令把宋黎同特务分开，让到连长室中，把那两个特务押在另一间房子内。 宋黎进入连长室，首先由裤袋中掏出秘密文件和秘密名单，交给解晋生保存，然后就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被捕情形。 张学良对于省党部竟敢不向他打招呼，就径自逮捕他的人，感到非常愤怒，他立即派副官关沛苍到西北饭店去看看情况。关沛苍一到西北饭店宋黎的房间，就被早在那里埋伏的特务当成地下党给逮捕起来，押到省党部。 宪兵营的连长解晋生一面安置宋黎，一面故意对两个特务进行盘查。特务再三说明身份，并要求将宋黎带走，都被解晋生以没有省党部的正式文件为理由，加以拒绝。特务们最后要求放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并恐吓解连长说，逮捕宋黎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不许让宋黎跑掉，也不许交给任何人。 解晋生给杨虎城打电话请示如何处理，那时已到深夜11点多，杨虎城已经休息，副官们不给传达。解晋生无法，只得一面先放两个特务回去取公文，一面打电话给西安绥署交际处长申伯纯告知此事，解晋生知道申伯纯是进步的，又是张学良、杨虎城两方面的联系人。 申伯纯认为此事关系重大，立即起身到宪兵连部与解晋生和宋黎共商对策。在宋黎要求之下，申伯纯给张学良打了电话说明情况，张学良立即派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带了卫队乘汽车来到宪兵营连部，将宋黎接走。 张学良在深夜把宋黎接回去问明情况后，又从其他方面得知了马绍周和关沛苍两人也被捉进省党部，并听说第二天早晨就要用飞机解进南京。 张学良勃然大怒，立即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找了去，拍桌子大骂说：“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省党部这些人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不让我知道？他们怎么这样大胆，他们是何居心！” 邵力子连忙解释说：“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还不清楚，我马上回去查明情况向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在邵力子走后，立即打电话调驻在王曲的东北军一个团，让该团跑步进城，同时命令驻在城内的卫队营紧急集合，让这些部队把陕西省党部围住。张学良并特别下令捉拿特务行动队的队长，捉住后就地枪决。 清晨6时多，东北军将陕西省党部团团包围，卫队营打开省党部的大门，冲进去后首先救出正在受刑讯的马绍周和关沛苍，然后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密码和特务档案等等，在特务档案中查出许多给蒋介石的密报底稿和准备要抓捕的人的名单 耐人寻味的是，查抄的资料中，还有关于邵力子的一些材料。张学良看到邵力子也在监视名单中，颇为吃惊，再次见到邵力子时，说：“我起初以为你同他们是一伙的，现在查阅了档案，才知道你同我一样，也是他们报告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