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的一天中午，第三次长沙会战，野战重炮连连长白太常从望远镜里看到，200多个日军在城北野地集体就餐，他感觉机不可失，立即下令四门大炮集中攻打此点，辐射2000米范围。 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白太常担任野战重炮连的连长。在一日午时，他通过望远镜观察到城北200多名日军正集中于开阔野地用餐。 白太常凭借丰富的战场经验和敏锐的战术眼光，判断这是一个难得的战机。他迅速作出决策，命令手下操作的四门重炮对该区域实施精确打击，射程覆盖达2000米的范围。 1939年，苏联和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诺门罕地区发生冲突，导致日本关东军遭遇了苏联远东军区的重创。这场战役展示了机械化战争的强大威力，促使日本军方必须重新评估其对苏战略，进而加强了海军主张的南下政策的力量。 到了1941年，随着纳粹德国对苏联的侵略开始，苏军最初的失败使得北进的主张在日本再次获得支持。然而，东京参谋本部在研究战况后，预判了苏德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并认为德国难以迅速取胜。 这导致日本军方决定取消从中国调兵北上的计划，放弃了进攻苏联的准备，转而与苏联维持中立关系，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在中国的行动并未停止。畑俊六将军，时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坚称应全面解决中国问题以解日本之危。 他得到陆军高层如阿南惟几、板垣征四郎及冈村宁次等人的支持，推动了“加号作战计划”。该计划旨在深入湖南，对第9战区发起全面进攻，以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及其匮乏的军事物资。 1941年9月，日军启动对长沙的第二次会战，阿南惟几将军利用优势兵力成功突破第9战区防线，暂时占领长沙城。中国军队遭到重创，若非陈诚指挥的宜昌战役及时发动迫使日军调转兵力，情况将更为不利。 11月，第9战区经验总结后，薛岳预见日军可能重施其技，于是重新布置岳阳至长沙之间的防线，采用“天炉战法”战术，让敌军深入后逐步消耗其战斗力。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的同时，日本第23军也向香港进发，中国军队因此不得不调整部署。 同月，第11集团军南下，进攻新墙河，第3次长沙会战爆发。薛岳的第9战区在新墙河布防，面对优势敌军，中国军队采用撤退战术，成功让敌军深入防线。 27日，日军主力已完全渡过汨罗江，并与其他部队会合，准备对中国军队进行围歼。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军队虽然损失惨重，但在连云山下的防线仍然顽强抵抗。大雨的降临给了中国军队喘息的机会，日军空军的支援因恶劣天气而无法实施，导致其进攻暂时停滞。 然而，日军的指挥官阿南惟几并不打算停下进攻的脚步。受当时日军在东南亚战场顺利推进的鼓舞，阿南惟几的野心愈发膨胀，开始违反上级命令，决定继续向南推进，在1942年1月1日进攻长沙。他的这一决定引发了长达数日的战斗，并为中国军队布下了包围圈。 日军原计划先行围困中国第37军后，再行向长沙推进，但未曾料到中国军队通过灵活的战术布局，将其引入了“天炉战法”之中，形成了包围局面。 在长沙外围，中国军队在薛岳的指挥下采取了精心的防守布置。岳麓山的制高点被用作炮兵阵地，150毫米的重炮从此成为抗击日军的主力。 随着日军进攻的逐步展开，这些炮兵不仅有效削弱了日军的攻势，也切断了日军后勤补给线，为中国军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尽管日军第3师团为日军的精锐部队，但它依然未能在3天内突破长沙防线。 1月4日，中国第6战区迅速展开反击，包围了日军的第3、第6师团。日军的撤退压力愈加增大，尤其是在第40师团已经被困在汨罗江一带时，阿南惟几意识到局势不妙。尽管他极力指挥撤退，但由于补给不足和后方遭到中国军队的夹击，日军的撤退变得异常艰难。 日军在撤退过程中遭遇了中国第37军、第99军的强烈反击，数支部队在捞刀河一带被迫拼死阻击。尽管日军凭借其机动性成功渡过了捞刀河，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他们仍遭到中国军队的持续追击。 特别是在汨罗江的北岸，中国军队未能实施有效的包围和歼灭，但日军的补给线受到了严重阻碍，且增援不足。 尽管在1月4日至16日的围攻中，中国军队未能完全消灭日军的三支师团，但通过持续的攻势和战略布局，最终迫使日军在3月中旬开始撤回汨罗江北的阵地，第三次长沙会战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