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山东有个叫梁作友的人，谎称自己家产有六七千万，愿意捐一半给政府。 消息一出，顿时惊动了山东政府。 1932年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尴尬境地。日军在东北的步步紧逼，让整个国民政府焦头烂额，而国内的红军力量也在不断壮大。 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一方面要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各种社会民生问题，政府的国库几乎要见底。 这一年的军费开支，几乎占据了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七成以上。大量的军费支出，让其他的建设资金捉襟见肘。 救灾、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工程，都因为资金短缺而无法开展。各省督军和地方官员，频频向南京总部发电报，要求拨付经费。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措施来筹集资金。他们一方面加大税收力度，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求外国贷款。 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社会矛盾。商人叫苦连天，百姓怨声载道，而外国势力则趁机要求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 这个时期，不少富商都会向政府捐款，以换取政治地位和商业利益。一些大商人通过捐款的方式，获得了政府的特许经营权或者军需物资的供应合同。 然而，这些捐款数额普遍不大，最多也就是几十万元。在当时，能拿出百万元以上巨额捐款的富商屈指可数。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自称是山东黄县人的梁作友突然出现在南京。他带来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消息：愿意拿出家产的一半，约3000万元捐给国民政府。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耳中。作为一个精明的金融家，宋子文深知这笔钱的重要性。 梁作友提出的捐款金额，几乎相当于当时国民政府三个月的财政收入。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他还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 这个计划将捐款分成三个部分：20%用于抗日军费，20%用于救济各省灾民，剩余的60%则用于修建铁路和发展实业。这样的分配方案，恰好能够缓解政府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 梁作友还特别强调，这笔钱必须按照计划使用，并接受审查监督。这种严谨的态度，反而增加了他的可信度。 不仅如此，梁作友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能够准确地指出国民政府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南京政府的高层接见中，梁作友面对何应钦、宋子文等政府要员的询问，他总能对答如流。 国民政府为了表示对这位＂大慈善家＂的重视，特意安排他入住南京最豪华的中央饭店。在这里，梁作友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礼遇。 随着梁作友的消息传开，南京的媒体记者蜂拥而至。《申报》、《大公报》等知名报纸都派出记者前来采访。 面对媒体的各种刁钻问题，梁作友表现得从容不迫。当被问及巨额财富的来源时，他总能巧妙地转移话题。 一时间，各界名流、慈善机构纷纷前来拜访。他们都希望能从这位＂富商＂手中获得一些捐助。 为了打消外界的疑虑，梁作友经常出入南京的高档场所。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出手阔绰。 这种高调的表现，反而让更多人相信了他的身份。 他甚至开始接受各种邀请，参观南京的名胜古迹。从中山陵到明孝陵，从总统府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南京逗留期间，梁作友还经常出席各种慈善晚宴。在这些场合中，他总是表现得大方得体，赢得了众多社会名流的好感。 就在所有人都在期待这笔巨额捐款到位的时候，一个意外的邀请打乱了梁作友的计划。正在武汉的蒋介石，要求见见这位慷慨的商人。 这个命令让南京方面不得不立即安排梁作友启程前往武汉。头等舱的船票，专人护送，一路上享受着特殊待遇。 在武汉码头，警察局长陈锡曾亲自迎接了这位＂大慈善家＂。初次见面时，蒋介石对这位热心国事的商人给予了高度评价。 然而第二天的谈话中，经验丰富的陈锡曾开始对梁作友的身份产生怀疑。一系列细致的盘问，让这个精心设计的骗局逐渐露出破绽。 陈锡曾首先询问了梁作友是否愿意为当时的长江水灾提供一笔紧急援助。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请求，梁作友的回答开始变得混乱。 他先是说钱存在日本的保险柜里，后又改口说部分资金在天津。这前后矛盾的说法，引起了陈锡曾的高度警觉。 陈锡曾给了梁作友七天时间，要求他从天津调集资金到武汉。同时，他也安排人手严密监视梁作友的一举一动。 七天期限到期后，承诺的资金并未到账。在强大的压力下，梁作友终于道出了真相：他不过是一个拥有几亩薄田的普通农民。 这个真相的揭露，让整个国民政府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个普通农民，竟然成功欺骗了包括蒋介石、宋子文在内的政府高层。 为了避免这个丑闻进一步扩大，陈锡曾决定低调处理这件事。他给了梁作友一笔盘缠，让他尽快离开武汉。 然而这个故事还是传开了，成为了当时社会茶余饭后的谈资。 著名作家林语堂在《本来的自由》一书中，将梁作友比作鲁迅笔下的阿Q。这个比喻深刻地道出了这个事件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