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6日，37师在贵溪接到司令员陈赓的命令:抢渡抚河，解放南昌。 20日傍晚，部队冒雨赶到距离南昌东南30里、紧靠抚河东岸的河里缪村。为了解放这座光荣的城市，师长周学义不等侦察员返回，便向陈赓请战：“司令员，部队士气很高，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请下命令吧！” 陈赓说:“你们急什么，侦察员还没有回来，敌情还没有弄清，指挥员不能过早下决心。希望你和前卫团团长吴效闵要教育战士，要再耐心等一会，绝不能轻敌麻痹，不能贸然渡抚河。” 终于盼回了3位侦察员，得知河对岸的小镇谢埠街驻有南昌县1个保警大队，四五百人，战斗力不强；南昌城区有从武汉撤退的白崇禧主力夏威兵团数万人，正准备西逃。 周学义与政委雷起云、副师长赵华青研究后决定：立即抢渡抚河，首先歼灭谢埠街之敌；尔后向南昌挺进，相机解放南昌；并协同兄弟部队，追歼西逃的夏威兵团。 21日凌晨1时，周学义命令前卫第110团从河里缪村抢渡抚河。经过短时间战斗，谢埠街的400余敌人投降。接着，部队推进到梧岗、板溪李村和南嵩、北嵩一线。 由于进展顺利，第110团开始号召战士们擦拭武器，换洗衣服，整理行装，等待后续部队过河后一起开进南昌。 就在此时，突然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情况：夏威兵团发现我军渡过了抚河，随即将他们埋伏在东南郊丘陵地带的第188师和第175师，对我前卫团展开疯狂反扑。这是白崇禧惯用的绝招“回马枪”。 于是，一场激烈的背水之战就在南昌城外围的抚河西岸展开了。 当时，我军渡过河的部队只有前卫第110团，而且其第3营已被敌人分割开了。营长安玉峰和副营长李东海各带2个连，在南嵩、北嵩和板溪李村与优势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村落战。 谢埠街和抚河渡口也遭到敌人炮击，几只抢渡船被炸沉，船夫牺牲。后续部队也遭到炮火封锁，被压制在抚河东岸头，一时难以过河。 战斗不到2个小时，前方传来了令人吃惊的战况报告：敌人突入3营的两驻地，正在进行逐街逐屋的争夺；安玉峰带的2个连和李东海带的2个连已失去联系；估计敌我双方伤亡都在300人以上。 周学义用望远镜隔河相望，十分焦急。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发生这样不利的战斗，他深感责任重大。他向陈赓检讨说:“我太麻痹了，我太麻痹了！我们没有完全弄清敌情和地形，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陈赓没有批评周学义，他说:“白崇禧是蒋介石的一员战将。他过去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打过一些胜仗；解放战争中，他的主力部队也损失不多，现在他绝对不会甘心失败。蒋介石称他是小诸葛，他的部属甚至吹他是中国的拿破仑，我看他也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只要你们敢于在战略上藐视他，在战术上重视他，勇敢地击退他们的反扑，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赵华青副师长亲率第110团第1营两个连，守住了抚河渡口和谢埠街；并命令2营向前推进，支援3营战斗。 最后，团长吴效闵、政委张谦带领3营剩下的干部战士，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连续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 敌人的第8次进攻最激烈，出击的敌人比前7次都多。在阵炮火急袭之后，一个敌军官(据后来被俘敌兵供称，他是敌第188师的1个副团长)手里挥舞着一根红棍子，驱赶1000多名赤脚露臂的敌兵，个个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分数路循着田间小道，嚎叫着向板溪李村奔来。 战斗越打越激烈，陈赓有些担心。他一面命令周学义亲率第111团冒着炮火强渡抚河；一面命令吴效闵坚守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过河。 周学义的回答只是一句话：“请司令员放心，我保证在1个小时内亲率后续部队渡过抚河！” 几乎在同时，吴效闵也在电话里以激动的声音报告：“敌人的第8次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战士们眼红了，坚决要把进犯的敌人消灭，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战斗的进展完全证明了陈赓的预料。12时30分，周学义率第111团渡过抚河时，敌人正在组织新的进攻。约有1个团的兵力，在敌第188师师长指挥下，大喊大叫着冲了过来。第111团马上投入战斗，打退了敌第188师的进攻。 战斗到14时，敌人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全线向我军再次反扑。经过一场激烈的肉搏战，第110团副营长李东海带的2个连只剩下12人。他们转移到营长安玉峰的阵地时，只剩下了7个人。 15日，我后续部队第109团，在师政委雷起云率领下强渡抚河，进行迂回侧击，将敌第175师拦腰切断。这下，敌人总算顶不住了，狼狈不堪地退到南昌城内，并于22日拂晓向西逃跑。 南昌成了一座空城。 南昌是陈赓兵团渡江后解放的第一个省城。陈赓十分重视执行城市政策，而且以身作则，自己不进南昌，和兵团部一起住在距城30里的莲塘。他命令英雄的第37师进驻南昌。 战后，安玉峰被评为战斗英雄，由营长升任团长、师长，直至第13军军长。李东海由副营长升任营长、团长，最后荣任云南军区昭通分区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