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下半年，日本在朝鲜频繁征兵，朴来顺的恋人被征去了中国战场，但不知在什么地方，在哪支部队里。 1941年2月，日本人在朴来顺家乡征集青年妇女，组织所谓“战地后勤服务队”，说只是为皇军做饭、洗衣，护理伤病员，食穿不愁，每月发工资，有钱寄回养家等等。 不少年轻妇女经不起蛊惑宣传参加了，大的30来岁，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朴来顺当年25岁，家中人口多，生活艰辛，她既想挣钱养家，又想到战场找自己的恋人，于是也报名参加了。 于是，她们这支“战地后勤服务队”一行30来人，来到了抚顺市日军兵营。 两天后，日本人按大约50人一组进行编队。朴来顺所在的队有日本人和朝鲜人，管事姓崔，是朝鲜人。 编队的第二天，她们洗了澡，换上统一服装，忐忑不安地被崔管事领到大厅里，按照要求排好队，准备体检。不久，来了一位身穿白大衣的中年日本女人，身后跟着五六名彪形大汉。 日本女人神态严肃地说：“体检是为了大东亚圣战，为皇军服务，你们要有牺牲精神。”随后命令大家就地脱光衣服，不许乱说乱动。 可是，大家出于女孩子的羞涩，没人执行她的旨意。日本女人非常气恼，用手指着前排一个女孩，令她出列脱衣。女孩只有十七八岁，吓得脸色苍白，呆若木鸡，一动也不动。 日本女人凶狠地向身后一挥手，两个大汉便恶狼般冲将上来，将女孩强行拉出队列，当众轮流奸污。女孩挣扎着，哭喊着，但无济于事，反而脸都被打肿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吓得哭起来，只好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很不情愿地脱下衣服。日本女人逐个把她们翻来转去地仔细查看，百般凌辱，不可言状。 大家原以为通过体检，便可以分配到部队去干后勤工作了。岂不料，就在当天晚上，大院外来了很多日本军人。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崔管事在门ロ卖门票，2元日币一张。 买了门票的日本军人争先恐后地拥进院子里，按着票子上的号码，对号对她们强行施暴。顿时，响哭声、斥骂声、撕扯混打声和日本军士的笑声乱成一团。 这一天是1941年3月16日，是朴来顺痛苦经历的开始，她身不由己地成为了“慰安妇”。 1942年1月底，26岁的朴来顺被抽调出抚顺，乘坐日本军舰南下到了海南海口市。 1943年1月，她被再次抽调，被日军用军车送到海南岛南端的三亚红沙欧家园慰安所。这个慰安所是日军强迫民工修盖的，里面共有52名姐妹，中国台湾人和朝鲜人各占一半。日本女人则安排在三亚市内的慰安所，专职接待日本军官。 后来，日本人调来一个姓金的朝鲜人当管事，朴来顺从他那里终于得到恋人的消息。金管事与她恋人被征兵到中国后，同在一个部队，在华北地区作战。不出3个月，她恋人就战死在战场上。 这个噩耗使她痛不欲生，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念，连续痛哭了几天几夜，大病一场，差点没命。可丧尽天良的是，她大病未愈，日本人还强迫她起床接客。好在她命大，如此摧残折磨却大难不死。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随后日军一批批撤离海南岛，遣返回国。朴来顺因生病体弱，被日本人遗弃不管，有些被征兵来海南岛服役的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也因此被弃之不顾。 幸运的是，在日军离琼的惶恐慌乱之中，朴来顺结识了一位被日军遗弃的朝鲜青年，名叫石建顺，是汽车修理工。同是天涯沦落的命运促使他俩走到了一起，于1948年正式结婚。 随后，二人迁居三亚市郊的荔枝沟，自食其力，以刈茅草出卖和干杂活为生。可惜的是，可能在慰安所时身体被摧残，朴来顺没能生育一男半女，但生活还是幸福美满的。 1955年，厄运又降临在朴来顺头上，相依为命的石建顺不幸病故，孤苦零丁的朴来顺举目无亲，感到绝望。 这时，当地人民政府给予了来自异国的她关怀，安排她到保亭县公路工区当养路工，住在离县城6公里的道班宿里，使她感受到了人生世间的温暖。 1973年，政府给她办了“外国人居留证”，每年得续办一次手续。她觉得麻烦，几年后就没管了。 朴来顺年老退休后，单位为了使她安度晚年，每月破例发给在职时的百分之百的工资，住进县城公路区宿舍，还特别关照地为她多盖了一间伙房。 当时，工区职工住房紧缺，有些职工甚至还没有住房，领导却对她优先照顾。每当她生病患疾时，领导总是派出女工专门照料。她年老有病之后，连1000多块钱的贵重棺材，工区领导都为她准备好了。而她也入乡随俗，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准备了几套寿衣。 朴来顺的后半生一直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工友们无微不至的帮助、照顾，她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说。 90年代，朴来顺的慰安妇经历被报道后，经常有人来看望她，了解她来中国的经历和生活情况。其中，有一个人始终沉默不言，临走时握着她的手，递给她一支香烟(在慰安所时，她百无聊赖，抽上了烟)，她认得上面印的是朝鲜文字，大概是韩国来的人。 于是，朴来顺说：“我早就不想回去了。我在韩国只生活25年，在中国却生活了53年，政府和人民没有歧视我，对我像亲姐妹，我舍不得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