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当时年仅12岁的康国雄居住在重庆的汪山地区，这一年，由于战时的需要，蒋介石将其官邸设置在附近的黄山。这一地理上的邻近，使得康国雄有机会与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有了一段特别的邂逅和后续交往。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康国雄与妹妹在家后的山中游玩，恰好遇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在此地野餐。两个孩子的天真无邪引起了蒋介石夫妇的注意，尤其是当他们爬树观望时，引来了警犬的吠叫，使得蒋介石夫妇对他们产生了兴趣。 在随后的互动中，蒋介石询问了他们的姓名及学校情况，康国雄回答自如，蒋介石对他们表示出明显的好感，并亲切地与他们分享了点心，还承诺以后再来此地游玩时会再次邀请他们。 随后，蒋介石在每次到汪山散步时，常常会经过康家，叫上康国雄一起散步聊天。在这些日常的交往中，蒋介石赠予了康国雄一支派克钢笔，并亲自题字给他的纪念册，这些举动加深了两人间的友好关系。 康国雄的童年因此与众不同，他的交往与蒋介石虽然纯洁无暇，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他过多的自豪或夸耀。对他而言，这只是一段普通的社交往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关系在某些人眼中被放大，甚至在后来的动荡年代中，被误解和扭曲，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康国雄由于出身及与蒋介石的关联，被贴上“蒋介石干儿子”的标签，这一标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几乎是个难以摆脱的重负。 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曾在1968年特别联系章士钊，希望通过章的关系向周恩来总理求助，以澄清康国雄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章士钊，作为与多位共产党领导人保持紧密联系的重要人物，其所写的信件周总理曾指示必须当天送达，显示了其在党内的分量与影响力。 经过章士钊的努力，周总理对康国雄的情况给出了明确的批示，这些批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首先，康国雄的历史问题应按民主人士处理。 其次，若康确实与蒋介石有关系，但没有发现严重政治问题，不应追究；再次，如果发现有严重政治问题，需上报中央处理；此外，对于康的家庭和工作问题，应给予适当照顾；最后，强调处理问题时应文斗而非武斗。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具有明确性和保护性，但由于当时社会运动的高潮，这些指示并未能得到充分执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康国雄及其家人的生活仍然充满了不确定和挑战。 尽管康国雄曾三次因为周恩来的介入而暂时得到缓解，他的生活依然充满了转移和不稳定，例如随北京机械学院迁至汉中的经历。 在汉中的日子里，康国雄不仅频繁受到批判，还遭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健康日益恶化，迫使他寻求外界帮助。在绝望中，他请求妻子联络老朋友章士钊，希望能通过其影响力获得解救。 章士钊，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依然决定出手相助。他首次给周总理写信说明情况，然而这份请求并未得到有效回应。周总理虽然回应迅速，但其指示并未被完全贯彻执行。 回应中提到的“三反言行”成为学院拒绝释放康国雄的借口。康国雄随后被错误地标记为“五一六”分子，这一标签使他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 在情况进一步恶化后，康国雄不得不再次请求妻子求助于章士钊。章士钊不顾个人疾病，第三次向周总理写信，这次随信附上康国雄的医疗证明。周总理的快速反应此次终于收到了效果，其坚定的批示使得机械学院无法再以任何借口阻拦康国雄返回北京治疗。 康国雄回到北京后，他的生活逐步恢复正轨。他在朝阳区七二一大学担任教职，并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积极参与了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创建工作。凭借他在组织和公关方面的才能，使得该校成为市内十所重点职工大学之一。此后，康国雄在1980年代中期，独自前往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