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在张群98岁生日宴会上，有记者问：“你追随蒋介石最久，和他关系也最密切，那么，对于他的失败，你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1908年的日本振武学堂，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张群与蒋介石相遇。当时二十出头的张群比蒋介石小两岁，两人都是从中国来到日本求学的年轻人。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他们加入了同盟会，共同追求革命理想。这段求学经历为两人日后的政治合作打下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受命回国参加陈其美在上海发动的起义。在这场起义中，蒋介石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张群则出任参谋长。 随后，蒋介石与陈其美、黄郛、张群四人在上海结拜为兄弟，这一结拜关系成为了蒋介石早期政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拜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政治资源的整合。 在蒋介石早期发展的困难时期，张群表现出了难得的忠诚。当蒋介石因刺杀陶成章而被迫离职时，张群主动担任沪军第五团代理团长，帮助蒋介石稳住了军中基本盘。 1927年，蒋介石为了拉拢宋氏家族，意欲与宋美龄结婚。但宋氏家族，特别是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对这门婚事极为反对。面对这一困境，张群主动请缨前往日本，凭借自己的口才说服了倪桂珍，为这桩婚事铺平了道路。 随着蒋介石势力的不断壮大，张群开始在政治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他向蒋介石推荐了一批北洋时期的政学会成员，包括黄郛、杨永泰、吴鼎昌等人，这些人后来成为了＂政学系＂的核心成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作为政学系的代表人物，张群在对日态度上一直保持着温和立场。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对日本的态度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政学系主张对日采取缓和政策，这与以CC系为代表的主战派形成了鲜明对比。张群作为政学系的领袖人物，其亲日立场曾引发诸多争议。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学系的亲日立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少人指责张群是＂卖国贼＂。面对这样的指责，张群开始调整自己的政治立场。 在抗战期间，张群积极为抗战献计献策，试图平衡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矛盾。但他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政学系也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 1948年8月，在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之际，张群以前行政院长的身份访问日本。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国民党寻求国际支持，特别是日本的支持。 在与美国驻日本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四次会谈中，张群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建议：保留日本天皇制度。这个建议后来被麦克阿瑟作为中国的官方态度上报华盛顿，最终影响了美国的对日政策。 1949年底，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张群面临了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12月9日，他随同其他国民党要员来到昆明，试图挽留即将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 卢汉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扣留了包括张群在内的8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在这个危急关头，张群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脱身方式。 他向卢汉表示，自己将前往香港侨居，不再过问政治。这个承诺打动了与他有深厚私交的卢汉。12月11日，卢汉破例放走了张群，让他搭乘一架英国飞机离开昆明。 然而，张群并没有信守诺言。他在香港仅作短暂停留后，便前往台湾继续追随蒋介石。这一选择虽然让他保住了政治生命，但也招致了一些非议。 在台湾时期，张群继续担任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他多次前往日本，为国民党当局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奔走。这种外交活动虽然符合蒋介石的战略需求，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在国民党政权的重大决策中，张群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方针的确立，与政学系的政治主张密不可分。 这个决策直接影响了抗日战争前期的军事部署，导致国民党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剿共而不是抗日上。这种策略选择的历史后果十分深远。 在对日外交方面，张群的一系列行为引发了广泛争议。1948年他在访日期间支持保留天皇制度的建议，不仅违背了当时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意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东亚的政治格局。 这个决定的历史代价十分沉重。它不仅影响了日本的战后改革进程，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 张群对蒋介石的过分忠诚，也导致了一些重要时刻的判断失误。在1949年的关键时期，他仍然坚持追随蒋介石，没有对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有效的修正建议。 这种忠诚固然值得称道，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反映出他作为高级幕僚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缺乏独立判断。他对蒋介石的绝对服从，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国民党决策的一些偏差。 到了晚年，张群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声。特别是在1987年他98岁生日宴会上，有记者直接质问他是否要为国民党的失败负责。 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张群的回应体现出了他一贯的政治智慧。他既没有否认自己的责任，也没有推卸给其他人，而是以一种平和的态度面对这段历史。 在台湾，张群还要面对＂汉奸＂的指责。这种指责主要源于他在抗战时期的亲日立场，以及战后在对日外交中的一些争议性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