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国民党军班长刘学昭随部队来到沈阳，他没有想到，会和一个日本少女相爱。 刘学昭原是远征军运输营的班长，日本投降之前，该营往返于滇缅公路，为部队运送弹药给养。1945年冬，该营随其他部队乘坐运输舰，开往东北。 不久后，运输舰在濒临勃海的葫芦岛靠岸，部队登陆后稍事休整，于1946年1月开往沈阳。当刘学昭所在运输营奉命跟随国民党军东北行辕前进指挥所，与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一起进驻沈阳时，他万万想不到将会与一个日本少女相爱。 前进指挥所设在沈阳市区，刘学昭所在运输营第三连的营房驻扎在前进指挥所的一条小街上，这地方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花木町”。 运输连的弟兄们见一时无战事，每日早晨和傍晚便开展体育活动，其中有一个项目是打排球，几个人围成一圈，把球互相传来传去，每次都有不少居民和年轻日侨围观。 这天下午，刘学昭又和弟兄们到草坪打排球。他球技颇佳，每次打球总是站在中间为四周的弟兄传球。他们正传着球，忽然有一个弟兄没接好，排球斜刺里飞到圈外。只见一个日本姑娘将球击回圈内，动作娴熟灵巧，看上去十分内行。 弟兄们一阵喝彩之后，有人便去邀请那姑娘过来打球。姑娘带着几分腼腆，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活动结束后，刘学昭邀请姑娘明日再来。 从那以后，这位日本少女经常来和运输连一起打排球，刘学昭也渐渐与她混熟了，二人渐渐情深意笃。她叫森由静，年龄刚满20岁，战时是沈阳邮局的职工。她叔叔森川猛，原是铁路职工，现在叔侄两人均被解雇，靠吃积蓄度日。 不久，森由静便背着叔叔，与刘学昭同居。 大遣返开始不久，森由静便被送进设在一所中学里的日侨集中待运站。刘学昭去看过她之后，就想要设法把她从待运站救出来。 森由静与一些女日侨住在一座三层楼上。这座三层楼外面是居民区，楼下是一条长长的小巷，虽然顺窄，但仍可以勉强开进汽车。 他计划在夜里把汽车开进巷内，停在森由静所在房间的窗下，然后叫她从窗口下来。三楼的窗户虽然钉死，但没有铁栅栏，只要带进一样工具，她就可以自己把窗户撬开。窗口很高，但可以让她在窗上系一根绳索，顺着绳索溜下来。 至于藏匿情人的地方，他也想妥。他曾到市郊郑家洼子为城里的驻军运了几趟蔬菜，和一个老农混得颇熟。那老农忠厚直爽，把森由静托付给他照顾，大概不会出错。那里距市区很远，宪兵不会跑到那里搜查日侨。 第二天，刘学昭在内衣袋里藏了一把铁钳、一把螺丝刀，在腰间缠了一条两丈多长的麻绳，又穿了件大衣。他去了待运站，偷偷把逃走用的工具交给森由静，并向她交待了逃走的具体办法。 当天深夜11时以后，刘学昭开车来到学校外的巷口。他提前熄了车灯，将车慢慢溜到森由静房间窗下，停住车，然后钻出驾驶室，爬上车厢，轻轻击掌三下。 事先已做好准备的森由静听见暗号，轻轻打开窗户，把绳在窗框上系牢，顺着绳子往下滑。她滑至车厢上方，双脚蹬住墙一弹，便跳进了与墙壁有约一米距离的车厢内。 刘学昭当即就要开车，森由静却说与同房间的两个姑娘也有情人，只要把她们带出去就行，以后她们不会再麻烦刘学昭。 刘学昭同意后，楼上的两个姑娘便翻窗顺着绳子往下滑。一个姑娘动作笨拙，没能跳进车厢，跌落在汽车和墙壁的空档里。其余人顾不得看她摔伤没有，把她连拖加抬弄上了汽车。刘学昭立即开车，顺巷道上了大街，向市郊疾驰而去。 刘学昭把三个日本姑娘托付给郑家洼的老农，开车回营房时，已是午夜过后。 不料，第二天上午，军营里就来了两个宪兵，向连长询问有没有派车执行任务。连长说没有，宪兵又叫连长问问连里的弟兄昨夜谁私自开车外出了。连长追问来追问去，便追到了刘学昭头上。 刘学昭起先还不承认，但已有人告诉连长他昨晚出了车，他见已瞒不过去，便谎称自己去了妓院。蛮横的宪兵打了他一个嘴巴，说待运站的门岗昨晚亲眼看见一辆卡车从待运站西面的巷道里开出来，上大街往西拐了。 刘学昭还是不承认，宪兵已不耐烦，当即叫连长派车将他押送到宪兵司令部。 在宪兵司令部里，刘学昭受到严厉的审讯。一个军官威胁他，破坏日侨遣返是要送军法处法办的。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昨夜没去过日侨集中待运站，更没有带走什么女日侨。 当天夜里，几个宪兵将刘学昭押上汽车，一直开到市郊田野里。然后，他们把他推下汽车，由一个宪兵拿枪看着，其余人便拿着铁锹在他面前挖坑。宪兵队长则叼着烟，在他一旁晃来晃去。 刘学昭对他们的行动已明白了几分，心中不禁有些发悚。当坑挖到大约半人深时，宪兵队长手里夹着香烟，慢腾腾晃过来，威胁他再不老实交待，就活埋他。 刘学昭面对死亡的威胁，终于失去了最后一丝勇气，精神彻底垮了。在土坑还没挖好前，他就供出了藏匿森由静等三个日本姑娘的地方。 几十年后，刘学昭讲述他这段经历时，还深深后悔，说当初如果沉住气，把车从巷道中倒回去，门岗就不会发现汽车，宪兵也就不会到运输营追查，他现在的老伴也许就是森由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