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初，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接到戴笠的密电，让除掉汉奸程海涛。陈恭澍犯难了，程海涛的公开身份是法租界的华警探长，不是轻易可以对付的。 军统原上海区长王天木投靠日伪后，戴笠大为恼火，让陈恭澍重建上海区。陈恭澍到任后，受到戴笠的第一个指示就是除掉程海涛，他尽管感到事情难办，但还是决定尽快动手。 陈恭澍派出的人员带回来的情报显示，程海涛这个法租界巡捕房华籍督察长，表面上为法租界维护治安，实则暗中投靠日军，从事汉奸勾当。 摸清底细后，陈恭澍下达了刺杀汉奸程海涛的命令，让行动大队四大队队长徐晚枫派出人手，侦察程海涛的活动规律。 这一天，徐晚枫得知，程海涛最近每天下班之后都会去一个叫作天涯路的歌厅，于是在报告陈恭澍之后，决定在法租界的贝勒路与康悌路口，也就是程海涛到“天涯路”歌厅的必经之路上进行伏击。 这个路口是个丁字路口，人多车多，容易拥堵，旁边有一片居民区，街道交错复杂，行动结束后，不仅容易隐蔽，而且容易逃脱。 于是徐晚枫选了四大队里枪法最好的四个特务，两人一组，相互掩护，伏击在这个路口，伺机刺杀程海涛。除了这四个人外，徐晚枫还专门安排了一个人负责核查刺杀结果，以确保刺杀成功。 10月18日傍晚，上海法租界贝勒路的康悌路口，一辆黄包车由远及近，车上坐着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人，这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华籍督察长程海涛。而在街角，有四双眼睛正紧紧地盯着这个男人，这四个人就是军统上海区行动大队四大队一组的成员，他们已经在这里守好几天了。 当黄包车来到丁字路口附近，因为车辆拥堵，速度慢了下来。坐在黄包车上的程海涛等得不耐烦，干脆闭上眼睛打起了瞌睡。 行动大队四大队的四名成员迅速出击，第一组行动的两人快步移到了黄包车前，随即其中一个摘下了帽子，示意第二组行动的两人再次确认此人是否为程海涛。几秒钟后，跟随在他们身后的第二行动组的两人中的一个，也摘下了帽子，意思是没错，此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华籍督察长程海涛。 随即，第一行动组的两个人迅速拔出手枪，喊了一声“程海涛”，程海涛被喊声惊醒，回头应答，他们扣动扳机，子弹命中程海涛要害。在击毙程海涛后，四个军统杀手迅速撤离了现场。 黄包车车夫听到身后有枪声，回头看乘客已经中弹身亡，吓得大叫起来：“杀人了，杀人了！”然而道路拥挤，人声嘈杂，过了好一会儿，附近巡逻的巡捕才赶了过来。 第二天，在法租界军统上海区区本部，陈恭澍心满意足地扬了扬手中的报纸，对手下说：“程海涛身中三枪，其中一枪命中头部。” 刺杀程海涛，拉开了军统上海区对日伪行动的开端。此后，军统与日军以及汪伪76号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1940年4月16日，军统上海区特务假冒送水工，在日本人常去的虹口区乍浦路、海宁路的两家电影院，藏了几颗定时炸弹，并成功地定时引爆。此次爆炸，共造成23名日本人死亡，其中有日军宪兵数名。 6月11日，军统上海区特务于深夜，潜入上海日本宪兵队宿舍，安置定时炸弹并成功引爆，宿舍内的宪兵或死或伤。几天后，军统特务又在日军士兵集结的虹口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死数名日本士兵。 8月14日，在军统的策划下，投日的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被保镖林怀部枪杀。 10月11日，军统策划杀死了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 军统上海区自陈恭澍接手以来，共锄杀大小汉奸一百多人，策划对日军的大小袭击五十多次。恼怒的日伪，开始集中力量，抓捕陈恭澍。 提到陈恭澍被捕，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军统的老牌特务万里浪。 万里浪曾是军统上海区的骨干，1939年汪伪76号成立后不久，万里浪就主动投靠，成为76号的骨干成员之一，先后任76号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厅长等职务。 1940年10月29日，陈恭澍在进入军统某秘密站点进行情报联络时，被万里浪带着的76号特务抓捕。 李士群沿用了对王天木的策反策略，对陈恭澍并没有严刑拷打，而是采取软化招抚的方式，最终陈恭澍步了王天木的后尘。 在上海区长王天木、陈恭澍相继被捕并投靠日伪后，军统在上海的工作陷入低谷，惩治汉奸和袭击日军的频次大大降低。 抗战胜利后，王天木自知和戴笠结怨已深，潜藏隐匿，躲过了惩罚。陈恭澍被戴笠下令关押，判处十二年徒刑，戴笠死后，在郑介民、毛人凤等军统元老的求情下，陈恭澍被释放。 至于万里浪，由于他是主动投靠日伪当汉奸的，所以军统上下对他恨之入骨。抗战胜利后，万里浪走关系一度混了一个差事，但戴笠放出话必须要解决万里浪，万里浪吓得弃职逃离，逃至安徽蚌埠时，被军统人员抓获。 戴笠死后，万里浪本以为自己可以躲过一劫，可郑介民、毛人凤对他的恨不亚于戴笠，最终万里浪于1946年8月15日，在上海被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