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当时有一位旅长，在授衔的时候居然罕见地被授予为少将军衔！、 1945年，苏联红军逼近张家口外的长城。 尽管苏联红军被命令止步于长城外，但冀热辽分区的曾克林与其他指挥官利用机会快速行动，解放了张家口和山海关。 特别是在山海关，曾克林与副政委唐凯率领的部队，在遇到苏联红军侦察队后，意外获得大量武器和弹药。 进入东北后，曾克林与罗荣桓、萧华等高级指挥官共同策划军事行动。 他们在锦州缴获了国军一个旅的装备，并最终抵达沈阳。 在沈阳，曾克林被苏联军队忽视，但经过多次交涉，他最终被安置在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的职位。 1945年，曾克林被苏军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往延安汇报东北的军事形势。 回到东北后，曾克林部队迅速膨胀至8万多人。 他的部队不仅有足够的武器弹药，还利用了当地发达的重工业制造能力强化了武装力量。 这一时期，他还向延安报告东北武器弹药的丰富情况。 他的报告透露了东北地区丰富的武器装备资源，并指出伪军的数量庞大，只要有足够的部队进入，便可以迅速收编这些伪军。 基于这一情报，我军决定调整战略，抢占东北。 为此，很多部队选择轻装上阵，把老旧装备留在根据地。 然而，黄克诚坚持认为，部队应当保持完整的装备。 黄克诚的坚持证明了他眼光的独到，进入东北后的现实情况并不像曾克林所描述的那样乐观。 初期，我军并未如愿得到足够的先进武器装备，甚至在一些战斗中，装备的匮乏直接影响了作战效果。 历史上四平战役的被动局面，某种程度上也与初期准备不足有关。 虽然曾克林早期在扩大军队规模和占领战略要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随着战斗的深入，他的指挥能力遭遇了质疑。 曾克林在部队的组建过程中，收编了大量伪军，部队的战斗力并不稳定。 这些伪军在实战中的表现远远未能达到正规军的标准。 为了改善这一局面，野司决定调派韩先楚协助曾克林。 然而，在作战过程中，曾克林与韩先楚之间出现了战术上的分歧。 野司最终决定采纳韩先楚的作战计划，结果该计划在实际执行中取得了胜利。 这场胜利虽然为曾克林的部队带来了暂时的喘息机会，但也使得军委对曾克林的指挥能力产生了怀疑。 不久后，曾克林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而韩先楚则接替他成为第三纵队的司令员。 曾克林的指挥生涯进入了低谷。 同一时期，他的搭档萧华的职务在不断上升。 1930年，年仅16岁的萧华被任命为特务营3连的政委。 1931年升任特务营政委，到1932年1月，他又担任了红10师30团政委。 1933年，17岁的萧华被任命为“少共国际师”政委，该师由陈光担任师长。 湘江战役之后，“少共国际师”的6000余人因战役需要而撤销编制，此时萧华转任红一军团青年部部长。 进入抗战时期，萧华分别担任了115师政治部副主任、343旅政委。 1945年，萧华受命统一指挥山东地区4个师12个团共3万人的部队，分散渡海进入东北南满地区。 1946年，在南满军区，他与陈云、萧劲光一同领导开始了四保临江战役。 此战役中，他们面对国民党军的激烈抵抗，1947年，南满的3纵和4纵在通化遭到强烈反击。 战役中，萧华和其他领导人面对复杂的战况采取了灵活的指挥策略。 特别是在1947年的战役准备会上，萧华等军事领导人决定采纳韩先楚的战略，优先攻击装备精良的国民党89师，最终成功围歼该师及其附属单位。 1948年他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 1949年，他被任命为我军第一个战车师师长，后又在同年10月担任空军第一个航空兵混成旅旅长。 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曾克林同样经历了多次职务的变动。 从1946年被调任3纵司令开始，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多次被用于开拓性新兵种的职务。 在1955年曾克林最终被授予的是少将军衔，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多数观点认为，鉴于曾克林的军事地位及其在关键时刻的贡献，他本应获得更高的军衔。 参考文献：[1]颜梅生.被誉为抢占东北“先锋官”的开国将军曾克林[J].党史博采（上）,2009(4):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