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杜月笙兴冲冲的前往上海，认为就算当不上市长，至少也是个副市长。不料，迎接杜月笙的却是门徒吴绍澍的背叛。 得知杜月笙要到上海，他的门徒纷纷在火车站张贴欢迎标语，组织欢迎对外。 不曾想，火车还没有到上海，蒋介石即在报上公开发表公告：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绍澍为副市长兼社会局长，宣铁吾为警察局长。 事情还没有完，就在火车抵达梅陇镇后，忽然停车了，两名恒社弟子上车，对杜月笙一阵耳语，原来，有人在杜月笙原定下车的上海北站周围贴出了不少传单和大字标语，上面赫然写着：“打倒恶势力杜月笙！” 同时有人下令取消对杜月笙的欢迎仪式，火车站的杜门门徒也遭到驱赶离开。而这个幕后指使人竟然是杜月笙的得意弟子，刚刚升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吴绍澍！ 杜月笙听罢，肺都气炸了。为避免尴尬，只好按照恒社弟子的安排，改为西站下车。为了躲过吴绍澍等人的暗算，杜月笙去了爱文义路顾嘉棠的家中。 在顾嘉棠的家里住下后，杜月笙死活想不通吴绍澍此举究竟居心何在？因为两人并无恩怨，还有师徒之谊，此前的关系也都很好。 原来，吴绍澍成为上海副市长、社会局局长后，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但同时，他不愿再挂着杜月笙门徒的名号了，毕竟一个国民党大员，竟然是青帮头子的徒弟，说出去确实名声不好，吴绍澍这是急于和杜月笙做切割。 此外，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的眼中，杜月笙等青帮头目的利用价值，因上海租界的不复存在而大为降低。这也是吴绍澍，敢于公然和杜月笙作对的原因。 对于自己遭到蒋介石的抛弃，杜月笙愤愤不平，他对好友、四川军阀范绍增说：“蒋先生待我，就像使用夜壶一样，用的时候双手捧住，不用的时候往旁边一丢，还捏住鼻子嫌臭，从不会摆到光亮的地方。如今租界没有了，我这个夜壶也没用处了，藏在床底下都嫌碍事了，蒋先生巴不得砸碎了抛到垃圾堆里去。” 对吴绍澍的态度冷淡，杜月笙主动释放善意，派人传出消息，说理解吴绍澍的难处，只要过段时间，吴绍澍肯再登杜门拜访，双方关系不受任何影响。 几天后，吴绍澍登门了。当时，顾嘉棠家大会客厅里高朋满座，杜月笙正忙得不可开交，忽然外间来报：“吴副市长前来回拜！” 杜月笙也顾不得自己是师父，亲自出门迎接，不料吴绍澍看都不看杜月笙一眼，径直走进大厅，对着众人高声说：“谢谢杜先生前日派人到市府拜望，恕本人工作繁忙，工作时间无暇接待私人来访，今日特地回拜说明。” 吴绍澍这哪里是拜访啊，分明是借此说明他已经和杜月笙毫无关系。吴绍澍说完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大会客厅里所有人都愣了，待吴绍澍走出门去，大家纷纷破口大骂，杜月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就在杜月笙陷入困境的时候，他的好友，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上海了。戴笠一到上海，就下令将进驻上海的军统局的各机构，全部搬进了杜美路的杜氏大厦，并在杜氏大厦举行盛大庆功宴。 杜氏大厦一楼的几间大厅被全部打通，摆了二十几桌酒席，最上面的一桌，坐的是杜月笙、戴笠、马志超、王新衡、李崇诗、陆京士等人。 在酒桌上，戴笠即兴发言，当着在场数百人的面，将杜月笙夸赞一番。这让杜月笙激动的眼泪都流了下来，有了戴笠撑腰，吴绍澍就不再是杜月笙的顾虑了。 戴笠从杜月笙口中得知吴绍澍的所为后，承诺一定会替杜月笙出气。当时，戴笠及军统承担着“肃奸”的重要任务，而上海是重点。戴笠几乎每天都抽时间到顾嘉棠家中，与杜月笙密谈。 在随后的日伪逆产清管中，戴笠手下的特务调查发现，吴绍澍在率先进入上海接收日伪产业时，私吞了汪伪统税局长邵式军的巨额家财。 这个发现，让戴笠大喜过望，终于有了为杜月笙报还一箭之仇的机会，他下令军统行动队紧急出动，秘密封锁爱棠路80号。 深夜，军统骨干特务毛森带人进入原邵式军的别墅中。熟睡中的吴绍澍被惊醒，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于是连声招呼保镖侍卫，却没有任何人回答。 吴绍澍壮着胆子爬起来从窗户里向楼下看去，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楼下暗影里人影幢幢，仔细看衣着打扮，是军统的行动人员。吴绍澍吓出一身冷汗，躲在墙角里再也不敢出声，任由毛森带人搜查。 在军统调查吴绍澍贪腐的同时，杜月笙的门徒也开始行动。杜月笙的门徒陆京士组织了大量的人，不断前往上海师府请愿，要求市长钱大钧上报重庆，免去吴绍澍的职务。 很快，吴绍澍的工作处处受阻，难以打开局面，他不得不主动去找杜月笙，希望能言和，但这时的杜月笙，肯定是不会对吴绍澍留情了。 不久后，戴笠将关于吴绍澍侵吞邵式军巨额家财的报告打上去了，很快，吴绍澍被免去了上海市副市长和社会局长等政务职务，紧接着，又免去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上海支团部主任等党务职务。 就这样，一度不可一世的吴绍澍，在顷刻间垮台，他和杜月笙的恩怨，也算是有了一个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