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初，远征军惨败，日军进逼滇西。蒋介石无兵可调，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宋希濂身上，但宋希濂也很为难，因为他手头也没有多少部队。 宋希濂任总司令的第十一集团军，实际上只辖二个军（六十六军、七十一军），六十六军入缅作战时已经被打垮，七十一军虽然战斗力不错，但三个师都还在从川康往云南开进的途中。 于是，宋希濂向蒋介石请示，抽调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在云南的所有车辆，拉运距离云南最近的三十六师。在蒋介石的直接过问下，西南运输处调动所有能动的车辆，将三十六师抢运前往保山方向。 关麟征的第九集团军实力较强，但要防备日军从越南方向进攻，所以部署在滇南无法动弹，可以说当时宋希濂所部的表现，将是决定滇西能否守住的关键。 就在宋希濂急匆匆调动部队的时候，滇西差点出现大麻烦。 5月5日上午，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攻到了松山。山下惠通桥两岸，溃兵、难民不顾一切，混杂抢行，乱作一团。惠通桥是一座钢索吊桥，又是单行线，因此就连桥头的宪兵也已无法控制秩序。 时间紧急，日军马上就要打来，张祖武带着工兵营，恰于此时匆匆赶到惠通桥东岸。张祖武指挥部下卸下爆破器材，开始布置安装。 过了一会，一辆小汽车驶到桥头，车上坐着3个穿将官服的将领，四处询问工兵营。张祖武赶忙上前，其中一位他认得，正是工兵总指挥马崇六。 马崇六见工兵营先到一步，非常高兴，连说：“好，好！” 接着，马崇六把张祖武带到车前，介绍了车内的另外两人，一个是参谋团中将团长林蔚，另一个是参谋团中将参谋处长萧毅肃。 林蔚用信纸写下一纸手令交给张祖武后，就乘车离开。手令的大意是：工兵营长张祖武在惠通桥东端就地待命，在日军强占惠通桥时立即爆破该桥。 张祖武立即召集连排长开会，宣布这项临时紧急任务，拿出炸桥方案交给大家研究定夺。 会后，工兵营迅速行动起来。1连连长胡世安率全连官兵携带足量的炸药及一应爆破器材到桥西端安装；2连连长赵宋卿负责在桥中段安装炸药；3连连长石坚在桥东端安装炸药，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 为确保炸桥成功，张祖武决定双引爆，即导火索点火引爆和发电器电引爆，发电器由张祖武亲自执掌。 没过多久，日军的炮弹落在桥东山下的公路上，几辆车辆被炸起火。张祖武正在桥上检查爆破器材的安装情况，听到爆炸声大惊，立即拿起望远镜向对岸查看。 原来，日军以步兵为主体，组成坂口支队，使用数百辆汽车、装甲车，急追败退的66军余部。在追击的同时，经过测距，日军第56野炮联队第3中队立即在腊勐乡老车站摆开阵地，向我怒江东岸展开射击，以期制造混乱，迟滞66军的溃败撤逃。 见情势万分危急，工兵营的一个副连长因初上战场，吓得双膝跪地，哭求营长张祖武立即炸桥。 张祖武决定暂时不炸桥，因为西岸人流如潮，还有许多溃兵和民众没有过江，张祖武想多让一些人逃过来，他清楚日军的残暴，留在对岸的，等待的将是杀戮。 中午时分，日军的炮火不断加强，桥头不远处似乎已经出现日军的身影。由于道路拥堵，日军步兵纷纷下车，混入人流车辆之间，一路穿插，向桥头急进。正在此时，桥上一辆汽车因载货过重，影响交通，宪兵想要将将汽车推入江中，司机拼命阻拦，一时极为混乱。 张祖武不敢再耽搁了，于是果断高喊：“点火！”说完，他猛地压下发电器手柄。“轰隆”一声巨响，地面震颤，峡谷轰鸣，大桥沉入江底。 此时，日军步兵第146联队第3大队已经杀到西岸，距桥头仅仅200米。大队长松本中佐眼看大桥坠江，恼羞成怒之下，竟将怒气发泄到来不及过江的民众头上，许多无辜民众遭到杀害。 大桥炸毁，阻敌成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向马崇六发去嘉奖令，张祖武记大功一次，张营官兵得奖金1万元。 但危机并未解除，惠通桥这边的守军，除了战斗力不强的工兵营外，再就是一百多宪兵了。当晚，在惠通桥上游数公里处，日军第146联队第2大队的两个中队在工兵的协助下，使用橡皮艇开始强渡怒江。日军步炮兵集中了全部火力，支援其步兵渡江。 对岸的守军人数、火力均有限，根本无力抵挡日军的强渡，在当晚，就有数百日军强渡成功。就在这关键时刻，36师先头部队赶到，和渡江的日军展开激战。 这时，炸毁惠通桥的重要作用就显现出来，36师一部阻击日军继续渡江，一部将过江的数百日军包围起来。如果惠通桥没有被炸，那么过岸的日军就不是数百，而是数千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滇西危矣，云南危矣。进而整个大西南也危矣。 经过两天激战，过岸的日军全部被消灭，36师主力也全部赶到，日军见强渡再也无望，愤怒的向对岸连续开了几天的炮来泄愤。 惠通桥之战后，蒋介石将昆明的防务交给了杜聿明，让宋希濂主持滇西军务，宋希濂将集团军司令部移到大理。 1993年2月13日，宋希濂病逝，享年86岁。骨灰安葬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区”，墓碑上写着“抗日名将宋希濂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