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一位女八路求饶道：“太君，别打了，我投降”日军为此大喜，但没过几天，他们却傻了眼。 这位女八路叫霍燃，从小家境贫苦，十岁那年还被卖到了地主家里做丫鬟，可以说，她的同年吃尽了苦头。 后来，八路军辗转到霍燃的家乡，而霍燃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她毅然决然的选择逃离地主家庭，随即便加入了八路军的队伍。 可是，由于从小没有读过书，所以当霍燃刚进入连队时，她纯纯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 不过，霍燃很乐于学习，为了缩小和战友们的差距，她没日没夜的学习识字。与此同时，她还间接地学习了一些关于情报处理的内容。 很快，霍燃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组织的认可，于是就派她去做了一个地下交通员，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敌人的情报。 虽然不用端起枪上战场，但地下的斗争也无异与在刀尖行走，甚至有些时候为获取情报，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 然而，这些都没能吓倒霍燃，这反而使她更加细心、更加灵活，在她的努力下，她曾获得过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为组织的战略安排做了贡献。 1942年的一天，霍燃又像以往一样接到了任务，将得到的情报传送给县城的同志。只是，由于日军的活动频繁，这次任务有一定的危险性，而她也不得不乔装打扮一下。 所以，她换上了一身农村妇女，蒙着白色头巾，走偏僻的小路。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即使这样，她还是碰上了日军。 看着迎面而来的日军，霍燃赶紧低下头，像一个顺民一样为他们让路。眼看日军快要走过去，不料，一个人喊了句话，倒使得日军盯上了霍燃。 这个人叫张学敏，原本也是我方的同志。只是，张学敏贪图名利，还经常产生悲观的抗战情绪，而日军也正是抓住了他的这一特点，使得张学敏反水。 其实，当霍燃和日军擦肩而过时，日军根本就没有看霍燃。反倒是张学敏东张西望，看着霍燃很眼熟，好像之前宣传的时候见过几次，他这才起了疑心。 为此，他大喊道：“太君，这个人是女八路。” 日军一听，赶紧掉头，死死的盯着霍燃。霍燃感觉大事不妙，心也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随后，霍然为了躲避这次危机，她多次强调自己是普通百姓，还将准备好的良民证拿给他们看。 可是，张学敏却一口咬定霍燃就是女八路。日军见此，将她的良民证撕得粉碎，二话不说就把霍燃带上“八嘎”车，带回了军营。 回到军营后，日军为了撬开霍燃的嘴，开始对她用刑，皮鞭以及各种刑具。 但是，纵使日军将霍燃折磨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霍燃也没有承认八路的身份，更没有说出关于组织的一个字。 半天下来，日军一无所获，于是决定先将她关起来，第 二天继续审问。 次日一早，霍燃就又被拉到了刑房，接着又开始一番接一番的摧残。但是，这次审问的人不仅有日军，还有一个翻译，而恰恰是这个翻译，在接下的事情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 当这位翻译走到豁然面前时，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一时间，豁然的脸上渗出了一个红掌印，而当她正准备破口大骂时，翻译说的一句话，使她大吃一惊。 原来，刚才翻译打霍燃，其实是不得已之举，是为了制造一些混乱的局面，他也趁乱在豁然耳边小声说了一句：“你假装投降，我是你的同志。” 此话一出，霍燃根本不敢相信他是自己的同志，虽然他有可能是内应，但两人从未见过面，万一是日军的诡计呢？ 翻译看出了豁然的疑惑，于是又悄悄的说了几个字，是组织的暗号。霍燃听后，这才相信翻译就是自己的同志。 随后，为了不引起日军的怀疑，在又一次的拷打中，她假装受不了这样的疼痛，说道：“太君，别打了，我投降。” 日军听闻，顿时喜上眉梢，轻松地说道：“这就对了。” 投降只是缓兵之计，先摆脱危险，再从长计议。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日军对于霍燃也没有之前那么严密的管束。 为了获取日军的信任，她先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之后为了防止日军的猜疑，再说一些真实的情报。 当然，在说完真实情报之前，他都会先和翻译碰个面，将消息传递出去。因此，有了这样的操作，虽然日军扫荡过几次，但要么是白跑，要么是被偷袭。 而时间一长，日军也怀疑她是诈降，所以决定暗地追踪她。可是，多年从事情报工作的霍燃怎会察觉不到，有几次都是将他们甩的摸不着头脑。 后来有一次，霍燃和翻译碰头商量对策，翻译对他说：“趁他们这次行动，我放你出去。” 等到日军按照豁然的情报出去偷袭时，军营里只剩下了几个站岗的，而翻译则事先探好了路，霍燃才算平安的离开军营。 而等到日军回来时，才发现他们上了当，情报有误，人也跑了，顿时傻了眼。 而对于叛徒张学敏，为了防止他再次伤害自己的同志，翻译找了一个机会，不声不响的将他给除掉了。 在那个年代，像霍燃和翻译这样的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为了给组织传递正确有价值的情报，他们不惜以身涉险，甚至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但即使这样，他们依然无悔。 所以说，地下工作者又何尝不是冒着枪林弹雨？他们也是值得敬佩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