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军第一叛徒，联合太平军坑死江忠源，打下安庆后被湘军正法 1853年冬，庐州

他是清军第一叛徒，联合太平军坑死江忠源，打下安庆后被湘军正法 1853年冬，庐州城外的太平军营帐中，知府胡元炜正颤抖着签下降书。 这位“清廉勤政”的官员，用自己的叛变终结了湘军鼻祖江忠源的性命，更将自身钉在了晚清官场的耻辱柱上。  胡元炜的仕途，发轫于一场滑稽可笑的“捐官勾当”。 他原是个寒门士子，行囊里除了一卷旧书，只有几两盘缠。 怎知天降贵人，一陌生人硬是塞给他几百两白银，让他捧回了庐州知府的乌纱帽。 事后官书上写得说是“友人代捐”，像什么义薄云天的美谈。 然而，这“友人”究竟是何来历，倒是个千头万绪的疑问。 这人，确是个“朋友”，不过是太平军的朋友。 他将胡元炜推上官场，图的不是义气，而是布下一颗暗子，待时而动。 光阴荏苒，到了1853年，太平军西征，胡以晃麾军直指庐州。 这时候，这位“友人”又冒出来了，满脸堆笑，带着八分命令、两分利诱，说是要“报恩”，让胡知府打开城门，迎接天国将士，待到功成，自有封王之赏。 胡元炜掐指一算，庐州守军不过三千，粮秣维持不过十日。 再看看那舒兴阿，坐拥万兵，却缩在城外不敢上前。 他心里明白，这仗是打不得的，索性顺水推舟，来了个顺势倒戈。 江忠源彼时镇守南昌，与太平军相持。 胡元炜接连八道急报，谎称庐州城坚兵精，粮足马壮，恳请巡抚率军驰援。 江忠源信以为真，点齐千余人马赶到庐州，结果却是一场天大的骗局。 城中兵不满三千，粮草只够十日，处境比想象中还要绝望。 未等他喘息片刻，太平军的地道炸塌了城墙，胡元炜更是大大方方地开了南门，把敌军迎进城来。 至此，庐州大势已去。 江忠源身中七创，血染战袍，仍率残部巷战。 眼见再无退路，他终究不肯为敌所擒，决然投水而亡。 此人，曾在蓑衣渡大破太平军，亲手击毙南王冯云山，湘军中流砥柱，忠义之士，竟折于庙堂之奸。 胡元炜降了，降得干脆利落，以为从此能得富贵荣华，金殿封王。 谁知等来的却是勺子、砧板、柴火，一日三餐围着灶台转，落得个挑水烧饭的下场。 1861年，安庆城破，湘军杀气腾腾杀入城中。 胡元炜作首逆，自然难逃一劫。曾国藩铁青着脸，亲笔批下命令：“绑赴市曹，凌迟处死。” 行刑那日，安庆百姓争相围观，辱骂之声不绝于耳。 有人吐唾沫，有人扔烂菜叶，有人破口大骂。 这位昔日的庐州知府，终于成了众人眼中该死的贼。 更可笑的是，胡元炜以为背叛换来生路，殊不知，他的倒戈，反倒助湘军踏上巅峰。 江忠源之死，促使曾国藩加紧操练湘军，庐州之失，揭穿了清廷官场的腐朽。 湘军自此掌控地方，从一支偏师，变成晚清命脉。 胡元炜的悲剧，并非他一人的错，而是体制腐败的缩影。 捐官之制，养虎为患，无德无能者借此爬上高位，手握实权。 官场成了市井，买官者求利，卖官者求财，银两滚动，贪腐生生不息。 咸丰年间，捐官者十之三四，竟是太平军暗桩，或投机钻营之徒。 这等人遇乱则降，遇危则逃，遇强则附，致使清军屡战屡败，非败于敌，实亡于己。 胡元炜两次抉择，尤为可笑。 第一次，    他收了太平军的银子，换得一方封疆。 第二次，    他见势不妙，倒戈献城。 两次背叛，皆是贪婪，皆是懦弱，皆是晚清士大夫阶层的真实写照。 科举之道被堵，捐官之风大盛，士人再无道德约束，皆以权谋私，朝廷更是尸位素餐。 官场如决堤之水，一旦溃败，便不可收拾。 刑场上，胡元炜瘫坐在血泊中，嘴唇微颤，似有悔意，喃喃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可惜，世事无回头路，投机者的结局，早已注定。 清朝的崩塌，未必因外敌，实则自内腐朽，蠹虫啃噬，终至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