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6年，乾隆的皇后病逝，在行宫围猎的他弓，“嗖”的一下，松开拉满弦的弓，吩咐下人：“丧礼按照皇贵妃例行即可。” 乾隆三十一年的七月，正值盛夏，木兰围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围猎活动。这场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的盛大活动，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狩猎，更是大清王朝展示国力的重要仪式。 每年的木兰秋围都会邀请蒙古王公参与其中，这是满清统治者维系与蒙古各部关系的重要渠道。围场上，骑射、宴饮、赏赐等活动轮番上演，通过这种方式展示大清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 乾隆三十一年的木兰秋围尤为特别，因为这一年大清王朝正处于空前的繁荣时期。皇帝带领众多皇子、侍卫以及大臣们在围场上驰骋，向蒙古王公们展示着大清的＂盛德＂。 就在这场围猎活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一个消息从京城传来：皇后那拉氏于七月十四日未时薨逝，终年四十八岁。这位曾经的大清国母，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 面对皇后的死讯，正在木兰围场的乾隆并未立即动身回京。他只是略加思索，便决定派遣那拉氏的亲生儿子永璂回京料理丧事。 紧接着，一道上谕颁布天下，明确规定了那拉氏的丧礼规格。这道上谕中，乾隆指出那拉氏在皇太后面前不能恪尽孝道，在杭州时举动乖违正理，甚至将其形容为＂迹类疯迷＂。 上谕中还特别强调，虽然那拉氏行事乖张，但皇帝仍然存其名号，已是格外优容。因此，丧礼不必按照皇后的规格举行，只需按照皇贵妃的规格办理即可。 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清朝历史上极为罕见。一位正统皇后，死后竟然以皇贵妃的规格安葬，这背后折射出的是皇权政治的无情。 乾隆对那拉氏的处置在朝野上下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种对皇后身份的降格处理，让许多官员感到不安。 第一个站出来表达异议的是御史李玉鸣。在一份措辞谨慎的奏折中，他提到内务府办理皇后丧仪时，遗漏了＂齐集致哀＂这一传统礼节。 李玉鸣的奏折表面上只是指出礼仪程序的疏漏，实际上是在为那拉氏争取应有的皇后待遇。然而这种委婉的谏言方式并未得到乾隆的认可。 乾隆立即下令将李玉鸣革职锁拿，发配到边疆伊犁。通过这种严厉的处罚，向朝廷上下释放了明确的政治信号。 然而，关于那拉氏的议论并未就此平息。在山西省高平县，一位名叫严譄的候选吏目，写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奏折。 严譄在奏折中不仅谈及朝廷吏治，更大胆地为那拉氏辩护。他编造了一个关于皇后以死殉国的故事，试图为那拉氏＂翻案＂。 这份奏折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严譄因＂污蔑圣躬＂的罪名被处死，这再次证明了在那个时代，任何对皇权的质疑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时间来到乾隆四十三年，又一位名叫金从善的锦县生员，在乾隆东巡途中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意见。他要求乾隆下＂罪己之诏＂，公开承认夫妻不睦的责任在皇帝本人。 面对这样直接的批评，乾隆的反应更为激烈。他不仅严词驳斥金从善的言论，还将其处以死刑。 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肃清，乾隆成功地压制了所有关于那拉氏事件的异议声音。朝廷上下，再无人敢对这位皇帝的家事妄加议论。 这种高压态势也影响到了民间的舆论。原本在茶余饭后谈论的宫闱秘事，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谈话中。 乾隆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手段，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形象，还塑造出一个宽仁大度的＂圣君＂形象。在官方的叙述中，那拉氏成为了一个＂失德＂的皇后。 那拉氏的悲剧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影响了整个家族的命运。她的女儿早早夭折，没能留下任何历史痕迹。 长子永璂的命运尤为凄凉。作为皇后嫡子，他原本拥有显赫的身份，但随着母亲的失宠，他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 永璂即便在生前也未能得到任何封号，这在清朝皇子中极为罕见。当他在乾隆四十一年去世时，连一个贝勒的追封都未获得。 相比之下，其他皇子的待遇却大不相同。皇五子永琪获封亲王，死后还获谥号＂纯＂；就连被乾隆斥为＂不孝＂的皇长子永璜，死后也被追封为定亲王。 那拉氏的次子永璟更是短命，仅活了三岁就夭折。这个幼子的早逝，为这个家族增添了更多的悲情色彩。 那拉氏死后的待遇更显示了她的悲剧性命运。作为曾经的皇后，她甚至没有获得一座独立的陵墓。 她的遗体被从葬于纯惠皇贵妃苏佳氏的地宫之中。这种安排带有明显的政治羞辱性质，因为生前的那拉氏位居苏佳氏之上。 在每年的清明、冬至等重要节日，其他后妃的陵墓都会得到隆重的祭祀。而那拉氏的魂灵，却只能寄居他人的墓室，连基本的祭祀待遇都无法获得。 这场家族悲剧对清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改变了乾隆的执政风格，使其在后期的统治中表现出更多的专制倾向。 后宫政治的生态也因此发生改变。再也没有妃嫔敢像那拉氏那样表达自己的不满，后宫中形成了一种更为谨慎和顺从的氛围。 这种转变影响了整个清朝的政治文化。君权更加至高无上，臣子的谏言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朝廷上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