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明君李世民在晚年犯了哪些错误？
李世民作为“贞观之治”的缔造者，其文治武功历来备受推崇。但史家对贞观后期（约638年魏徵去世后至649年驾崩）的统治多有微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直言：“（太宗）及功成治定，志欲盈满，闻谏多逆。”透过具体历史事件，可窥见其晚年执政的若干失误：
一、军事战略的盲目扩张 645年首次亲征高句丽虽有小胜，却因严寒被迫撤军。此役耗粮800万石，战马死亡十之七八，仅攻占辽东六城。648年再征高句丽的计划遭群臣反对，仍执意造船于剑南道，引发雅州僚民暴动。张亮谏言“未可轻动”反遭斥责，暴露出战略判断力的衰退。
二、权力结构的失衡调整 638年废除三省合议制，独重中书令权力，导致马周等近臣权势膨胀。晚年常绕过尚书省直接发敕，破坏初年确立的制衡机制。645年设置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实则架空老臣房玄龄等人，转而提拔许敬宗等佞臣。
三、纳谏机制的实质性瓦解 魏徵去世后，谏议大夫刘洎因直言被赐死（646年），张玄素谏修洛阳宫遭当庭羞辱。史载贞观十九年后“群臣进谏者，多见诘责”。褚遂良记录《起居注》被强索查看，开创帝王干预史官恶例。
四、继承人问题的严重失误 废太子李承乾案（643年）暴露教育失当，其子李泰、李治均缺乏治国才能。临终前贬黜李勣以“留待新君施恩”的权术，反而埋下武周代唐的隐患。这种将权谋置于国本之上的决策，直接导致高宗朝权力真空。
五、奢靡之风的渐起 晚年大兴土木，647年建襄城宫耗银二十万两，三年即废。648年重修翠微宫“务从俭约”的诏令形同虚设，实际耗费远超预算。东海贡奉夜明珠、昆山玉等记载频现起居注，与早年“去奢省费”政策形成反差。
六、方术迷信的自我悖反 一面斥责秦皇汉武求仙，一面宠信天竺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命其炼制“延年药”。649年临终前仍服食丹药，《旧唐书》直言“竟致暴疾不救”。这种对长生之术的矛盾态度，折射出晚年精神世界的混乱。
黄永年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指出：“贞观后期制度性腐败已现端倪，不过被太宗的个人威望所掩盖。”这些失误虽未动摇国本，却为高宗朝的宦官专权、武后摄政提供了制度缺口。李世民晚年执政的教训表明，即便是明君也难逃权力异化的历史规律，其个案对理解君主集权制度的固有缺陷具有典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