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河财经】2024年美贸易逆差9200亿美元，为1960年以来第二大逆差。与2017年相比，对大国逆差2954亿，减少两成；对欧盟逆差2355亿，增加1.5倍；对墨西哥逆差1718亿，增加2.3倍；对加拿大逆差633亿，增加4倍……这也构成川普关注焦点——即，正是其他经济体设置的关税壁垒导致美在贸易中处于不平等地位，沦为纯粹输家。 美当地时间2月7日，川普表示很快将宣布对等关税（取代10—20%普遍进口关税计划），所谓对等关税，以汽车业为例，欧盟对美汽车征收10%进口关税，远高于美2.5%的关税，在对等关税胁迫下，要么美将汽车关税提升到10%，要么欧盟将关税降低到2.5%，“他们向我们收费，我们也向他们收费，我要考虑走这一条道路，而不是征收统一的关税”。而对等关税将针对所有经济体，没有谁置身事外。 美持续贸易逆差在川普看来是不可忍受的，也被很多人认为是美经济衰落体现。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庞大贸易逆差背后恰恰呈现其强大消费能力，是由企业和家庭消费支出构成的。不容忽视因素是，近年来美科技头部化企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尤其随着AI浪潮开启，使科技创新和财富外溢效应深化，推动薪资收入普遍提升。另一方面为缓解特殊时期居民端压力，2020—2022年间，美对居民直接现金补贴规模达8700亿美元，相当于GDP4%，以上均对消费力扩张起到提升作用，转化庞大进口能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美通过持续贸易逆差、以及资本和技术外溢效应，担负着全球经贸和金融秩序主导者，也正是通过持续贸易逆差，将美元持续输出给其他经济体，确保美元世界货币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统制造业地位变迁是不可逆的，无论相比曾经日德还是大国已不具备人力成本优势。同时日德在中高端制造业（例如汽车）品牌打造和精益求精渐进式技术创新层面，相比美国更具竞争优势。 但美是一个企业家之国，凭借颠覆性科技创新在互联网浪潮和AI浪潮下，科技头部化企业异军突起，占据着全球产业链制高点，与经济转型升级伴随的服务业构成就业重要载体，例如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和地产、教育和医疗、文娱等，是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而制造业占GDP比重只有10%左右。任何经济体迈向发达阶段，无不是从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提升过程，目前日本制造业GDP占比70%，约占雇佣就业的75%，即使印度服务业占比也达到50%。 此外，根据美最惠国待遇原则，当给予任何经济体在贸易、关税等地位优惠和豁免，这些优惠举措也自动扩展到缔约的其他经济体，从这个层面看，并不是其他经济体占了美便宜，而是其为了维系全球全球经贸和金融体系主导地位所做的默许和牺牲。 而目前一切贸易纷争根源在于，曾经世贸对各国贸易纠纷起到仲裁者角色，但随着一个大型经济体加入对规则持续破坏，该组织如今已形容虚设，这也构成美欧近年来贸易纠纷磋商起源，前者渴望双边谈判（而无果），后者希望重塑世贸组织，通过恢复其仲裁者地位予以解决，这不仅令人深思，谁才是一切最终的破坏者，或许不是美国，也不是欧盟…… 如果没有世贸分崩离析，或许不会有如今川普的关税大战，但一切已然转变成现实。可以初步理解成在其美国优先下对现有全球经贸秩序的颠覆，或许在川普的理念中，通过对等关税一方面保护本国制造业，另一方面缩减贸易逆差、吸引制造业回流，以及增加额外收入（弥补取消所得税的财政赤字），关税是手段，取得以上目标才是最迫切的。 即使采取对等关税是否能实现呢？且不说美提高关税引发通胀，即使欧盟等经济体降低例如汽车、航空、钢铁等领域关税，美在这些领域同样没有太大竞争力，除非以此作为要挟，扩大对美能源和农产品的购买，进而或多或少缓解其贸易逆差。而至于吸引制造业回归希望渺茫，18年后随着和大国贸易博弈开启，作为传统制造业回流美国屈指可数，而作为最大受益方则是越南、印度、东盟和墨西哥。 这或许就是现实，无论对等贸易和公平竞争，在关税威迫下可以迫使众多经济体让步（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博弈），但能否从根本上改变贸易逆差，和吸引制造业回归是存疑的，鉴于美目前高人力成本，即使美企业也会做出理性选择。简言之，大幅削减贸易逆差+大规模制造业回流=美再次伟大，与特里芬难题+其他经济体可能开启的关税反噬+是否能实现川普目标，成为围绕往下四年来需要关注的焦点，或许也是一个难以彻底化解的问题。 核心一句话：美已经不是传统制造业大国，而是科技创新和金融强国，一切早已物是人非。通过持续科技创新才是赖以立足和发展的基础，而非通过执念让其回归到上世纪50—60年代传统制造业繁荣，即使通过对等关税，美持续贸易逆差仍会存在，制造业回流终将有限，在这个背景下，将最终做出何种抉择呢？这或许才是目前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 这是一篇目前思考简单梳理（肯定有错误地方），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不过将自己肤浅思考呈现给大家，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