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5日，国民党在上海逮捕了陈独秀。这一消息迅速传到国外，引发了广泛关注。闻讯后，爱因斯坦立即致电蒋介石，恳求释放陈独秀，并写道：“他是东方的文曲星，而非扫把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陈独秀的被捕，尤其是第五次被捕，掀起了巨大的社会舆论风暴。
当时，陈独秀早已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自1931年起，陈独秀便倾向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托派组织，并且逐渐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主流领导层。1932年，他成立了新的五人常委会，继续推进托派工作。然而，陈独秀的独立立场使得他在当时的中国政坛颇为孤立。
同年，陈独秀由于一名叛徒出卖而被捕。这一事件不仅令蒋介石感受到巨大压力，也让陈独秀的个人声望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蒋介石急于了解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关系，因此在10月22日下令将叛徒押解到汉口，进一步调查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结果表明，陈独秀并没有参与武装革命，也没有直接参与红军的领导。他的立场更倾向于反对建立红军，且早已与共产党的主流意见发生分歧。
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陈独秀属于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如果杀掉他，反而能削弱党内的分裂势力。与此同时，陈独秀在社会上的名望也让蒋介石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虽然陈独秀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且曾任北大文科院长，他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很多社会名流纷纷要求蒋介石释放他。
如果处决陈独秀，将会让蒋介石面临国内外巨大的舆论压力，但如果放人，他又难以忍受。时任宋庆龄、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知名人士纷纷为陈独秀奔走营救。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爱因斯坦，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也为陈独秀发声。爱因斯坦曾因犹太人身份在纳粹德国遭遇迫害，流亡美国，因而对陈独秀的遭遇感同身受。受到国内名流的劝说后，爱因斯坦写信给蒋介石，强烈要求释放陈独秀。
爱因斯坦在信中写道：“贵国与我们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蒋先生的德行也像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信中，爱因斯坦不仅为陈独秀辩护，更通过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陈独秀争取了重要的舆论支持。
最终，陈独秀得以释放，而蒋介石的决定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在这场风波中，陈独秀的个人命运、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以及蒋介石的政治博弈交织在一起，展现了当时复杂的社会与政治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