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焦裕禄书记临终前留给妻子一句话：“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向组织伸手要补助、要救济。”2000年，他的儿子焦跃进为帮农民推销农产品，亲自站在北京王府井的街头叫卖。 2000年，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熙熙攘攘。一位中年男子正在摆摊叫卖农产品。他将几十袋装好的农产品整齐地摆在地上，不时高声吆喝着向路人介绍。 这位小贩，是焦裕禄的儿子——焦跃进。 ＂这是咱们农民伯伯种的好东西啊！＂焦跃进的吆喝声引来不少路人驻足。有人认出了他的身份，惊讶地问他为什么要亲自站在街头叫卖。 焦跃进笑着回答，帮农民销售农产品是分内的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路过的市民中，有人对这位县委书记儿子的朴实作风赞不绝口，也有人默默购买了他的农产品以示支持。 1962年冬，焦裕禄来到了兰考。他站在火车站，看着眼前的大批灾民攀上火车，企图逃离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 上任后，焦裕禄决定：取消县里的劝阻办。劝阻逃荒的村民无济于事，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根本问题。 他向群众讲述了自己童年的经历。他的家乡同样陷入了饥荒和灾难。年少的他跟随家人背井离乡，沿街乞讨，靠树皮和野菜艰难度日。那段苦难的岁月让他刻骨铭心，也让他更加理解灾民们此刻的绝望与无助。 为了履行这个承诺，焦裕禄开始带领干部群众投入到治理兰考“三害”的艰难战斗中。兰考当时的“三害”——风沙、盐碱、内涝，如三只巨大的黑手，牢牢扼住了这片土地的咽喉。 一次，他在村里和百姓一起植树防风。狂风卷着沙尘扑面而来，呛得人睁不开眼，脚下的泥土早已变成一片盐碱地。 有人劝他休息片刻，他却笑着摆摆手，拿起铁锹继续挖坑。“这树要是不种好，明年风沙就会更凶。”在他的坚持下，村民们逐渐看到了希望，干劲也越来越足。 焦裕禄还组织群众修建沟渠，引水洗碱，逐步改善土地环境。为了减少内涝，他带头指挥修筑排水系统，并亲自趟进没膝的泥水中测量水位，哪怕浑身泥泞也毫不在意。 一天天过去，兰考的面貌开始悄然改变。干涸龟裂的土地逐渐变得湿润，盐碱的白色痕迹一点点淡去，曾经光秃秃的荒原也长出了新栽种的防风林。 1963年，省里提出要将兰考撤并到周边四个县。 焦裕禄表达了反对意见，他拿出精心绘制的五年规划图，向与会领导详细汇报了兰考的发展前景，恳请省委给予兰考三到五年的发展时间。正是这份坚持，为兰考保住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长期的过度劳累和操劳，使得焦裕禄的肝病日益严重。即使疼痛难忍，他仍坚持工作在一线。有时疼痛发作时，他就用一个硬物顶住肝部，咬牙继续工作。 就连在病重期间，他还在惦记着防汛工作，不时询问天气情况和各项治理措施的进展。 十年间，焦裕禄为工作奔波，一直未能回老家看望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才得以带着全家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对妻子，焦裕禄心怀愧疚。这些年来，妻子不仅要照顾家庭，还要承受经常见不到丈夫的孤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不要向组织伸手要求救济的嘱托，他还特别叮嘱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4年，焦裕禄将妻子徐俊雅叫到床前。他说，他走后，她一定会很艰难，但无论日子多么困苦，也不要向组织伸手要求补助和救济。 这句临终嘱托，成为了焦家几十年来恪守的准则。 5月14日，焦裕禄病逝，年仅42岁。焦裕禄去世后，徐俊雅独自抚养六个年幼的孩子。当时最大的孩子才12岁，最小的还不到2岁。一家人住在两间破旧的平房里，生活十分拮据。 徐俊雅每月的工资只有四十多元，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实在困难。但她始终记得丈夫的嘱托，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 为了维持家用，徐俊雅省吃俭用，自己动手缝补衣服。孩子们也都懂事，放学后经常去菜地里摘些野菜回家。 焦跃进和兄弟姐妹们从小就明白父亲的为人处世之道，知道要自力更生。他们互相帮助，分担家务，用功读书，努力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生活的艰辛并没有压垮这个家庭，反而让焦裕禄的子女们更加坚强。焦跃进经常回忆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是如何为兰考人民殚精竭虑。 焦裕禄留下的精神财富一直在传承。 到2014年，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兰考终于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这一年，焦跃进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兰考。 看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兰考大地，看着群众过上了红火的日子，他感到父亲当年的努力和期望终于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