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航回应乘客在航班上昏迷后离世 今天早上，我在想，如果当时我在航班上，我有没有可能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去看病人，对病人进行急救？看到报道中， 61岁老人猝死家属质疑航司无监控说法 61岁母亲飞机上猝死女儿发声 ，再看看我这几次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同行，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据我了解，高铁上和飞机上，乘务员对待救人的医生的基本流程，都是一样的。 健闻登顶计划
所以火车上的经历，对于医生如何在飞机上做事，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我这一生中，在火车上遇到广播找医生的事情，有过四次。
第一次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具体细节已经忘记。
第二次在2015年2月22日，10:40，G46次列车上广播找医生，十号车厢有人生病，急需医生帮助。
因为有了微博，所以我才记得细节。
我从七号车厢应召前往。
原来，一个30个月大的孩子发高烧。父母说孩子以前发高烧以后会有高热惊厥。
我到的时候，孩子腋下体温40℃。
腋温40℃！体温再升上去，孩子真的会高热惊厥，甚至有生命危险！
我赶紧让他们给孩子脱衣服。在脱衣服的时候，轮到我目瞪口呆了：孩子穿了2条毛线裤，一条棉裤，一条睡裤共四条裤子，还有3件毛线衣，一件内衣共四件衣服！
而此时，动车内温度22℃。孩子父母只穿了一件衣服！
幸好G46次列车上备有药箱，其中就有儿童用退烧药对乙酰氨基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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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孩子脱掉衣服后塞乙酰氨基酚栓
我把药给孩子塞进肛门里后，请列车长拿来了毛巾和温热水，教孩子父母给孩子擦浴。
我先给孩子喝下一杯温盐水，这是很重要的补充血容量的办法。
孩子没有流鼻涕，没有咳嗽，没有咽红咽痛等任何症状。
他父母做梦都没有想到：孩子高烧的原因，就是衣服穿得太多。
他的孩子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孩子已经发生了“婴幼儿蒙被综合征”，孩子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趟。
如果没有我在火车上，孩子可能真的会被捂死了。
那天，我一直陪在孩子身边，在我从济南下车的时候，孩子的体温已经降到了38.5℃，那么孩子旅途平安应该没有问题。
我再三交代，让他们到站后，去医院看看，我才放心下车。
这一次的旅途经历，让我身心愉悦，所以我当时在微博上有过记录。
第三次，是在2019年底，在我去杭州的高铁上。
当时也是在广播找人，病人就在我邻近的车厢。
我过去的时候，看到一位青年男病人正躺在过道上，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人事不省。
作为一个医生，我看一眼就能够判断，这病人，癫痫发作了。
我当众宣布，我是医学专家，请大家不要慌，听我指挥。
我说，这位病人只是癫痫发作，我们让他躺在地上，摆好体位，保护一下他免受外伤就好。
我拉开了一位给病掐人中的乘客。
我拉开了另一位正在给病人做心脏按压的乘客。
然后我又强调说，就让他躺在那里，过3到5分钟就好了。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列车员反复拉我，要我拿出医师资格证给他看。
我说等一下，等我把病人的体位摆好。
可是列车员，还是喋喋不休地，要我拿出医师证来。
列车员这种行为，让我非常难受，但是为了病人，我没理她。
没想到，列车员在一边录我的视频，一边录还一边说：这位乘客说他自己是医生，让我们不需要救这位病人。
这时候我已经很火了。
大概过了4分钟，病人停止了四肢抽搐，恢复了正常，回到了座位上。
没想到，接下来，列车员带着乘警来找我，给我录口供，纸张是有固定格式的，对付犯罪嫌疑人的那种，让我自己手写事情经过，签自己名字，写单位名字。
还让我拿出身份证，车票，他们拍照，我签字。
这个系列冷冰冰的整套程序做下来，感觉自己完全不是在列车上做医生，而是在列车上做了贼被抓了的感觉。
更邪门的事，他们差点耽误我下火车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被列车员用这种方式对待。
当时我非常恼火，下车后我先投诉到上海铁路局。
结果，来回复我的铁路领导人，竟然是我一位多年的好朋友。他说，列车员要登记救人医生的具体信息，基于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
在他的要求下，当时我没有就此事发微博。
我和同学们讲起了这件事情，结果我大学同班女同学说，她2019年初，在火车上也碰到过这样的事。
我不怕救人，我也不怕承担责任，但我怕不被尊重。我不怕列车员录我救人视频，但我怕有些恶意剪辑！
从那时候起，我的观念开始动摇！
2023年初，我又一次坐火车。
又是广播找医生。
我还是过去了，我一眼就能够看出，孩子只是高热惊厥。
还没等我走近，就已经听到了孩子的父亲在高声辱骂列车员：“你们怎么可以没有医学常识呢？你们怎么可以找不到医生呢？你们这些混蛋！我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当然，孩子家长语气凶狠，表情狰狞，着实把我吓倒了。
那一瞬间，我犹豫了，我该不该当众说明我是医生？
我想到了，首先，孩子只是高热惊厥，现在衣服已经脱掉，在火车上能做的事情也就这一点。
其次，火车还有6分钟到杭州东，如果他们觉得有需要，自然会下火车去医院看病。
我又想到了，这6分钟，我根本不够应付列车员对我做笔录记事发经过和签名。
因此，我经过正在发飙的孩子家长身边，慢悠悠地向前走了过去，洗了把手，又回到了自己车厢的座位上。
这是我在火车上最后一次听到广播里找医生，也是唯一一次，没有表明自己医生身份的经历。
事后我反复想，如果当时遇到的这位病人，是心跳骤停这种，是必须马上做心肺复苏急救的病人，我到底该不该出手？
我们知道，在现场没有AED的情况下，心肺复苏抢救心跳骤停的病人，90%以上的概率，要失败，也就是说，病人死的可能性非常大。
说句很实在的话，如果现场没有AED，飞机上用心肺复苏抢救一个猝死病人，百分之百会失败！
那么，一旦病人死亡，我该如何应对这种对列车员态度嚣张的家属？他对列车员那么凶狠，难道会对我客气吗？
我又该如何应对列车员对我做笔录记事发和签名还有拍照留证？
我会不会被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一想到这一些，我就不寒而栗。
我不怕救人，但我怕救人后，我还得救自己。
实际上，大家想过没有？高铁十分钟就可以到下一站，真正重病人应该让病人就近站下车就医，轻症病人根本没必要找医生。
除非需要心肺复苏之类的急诊，否则，高铁上腹痛之类的病人呼叫医生，都是列车员乱搞。
很多的所谓高铁救人，不管是不是医护人员，更多的是有人在搞仪式感或者心理安慰作用。
所以我决定，那种仪式感或者心理安慰作用的高铁或者飞机救助人，我以后，就不去做了，不去表明自己的医生身份了。
徒劳无功的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如果在火车上真的遇到了需要心肺复苏之类的急诊病人，那即使再麻烦，我也只能出手，谁让我是医生呢？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也许这就是中国大陆医生的宿命吧！
我没有在飞机上现场救过人，但我在火车上救过。据了解，目前在我国，高铁上和飞机上，乘务员对救人过的医生的做法，流程都是一样的！
我们再回到话题中这位猝死在飞机上的病人之事，病人死亡以后，从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知道了，家属一直在试图追究航空公司的责任，那么她们，难道就不会试图追究医生的责任吗？难道航空公司在讨论责任的时候就不会扯上医生吗？
这一切都让医生不寒而栗！
我是医生，我愿意在任何情况下去救一个病人，可是谁又能救一救可能会因为救人而陷入困境的医生呢？
如今法律不完善，谁又能救可能会因为救人而陷入困境的医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