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山东曲阜孔氏家族行祭祖大典。曲阜孔家向衢州借孔子楷木像，还回去的时候，却还了个仿制的赝品。衢州孔家对此异常愤怒，但只能接受现实。从此一门两支遂心生芥蒂。 1960年深秋，山东曲阜孔庙内香火缭绕，钟鼓齐鸣。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古老建筑群内，正在举行一场规模宏大的祭祖大典。 身着传统礼服的孔氏后人分列两侧，按照古礼进行祭拜。在这场典礼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供奉在大成殿正中的一尊楷木像——这是从浙江衢州孔氏家族借来的珍贵文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大地的许多文化遗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衢州孔氏家庙的孔子楷木像便是其中之一。这座庙宇不仅是衢州当地的文化象征，也承载着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深厚敬仰。日军的侵略行径，不仅仅是对军事与经济的打击，更对中华文化和历史遗产构成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在1940年代初，当日军第二次攻陷衢州时，孔氏家庙的珍贵文物成为了他们觊觎的目标。 入侵的日寇得知衢州孔庙内藏有孔子及亓官夫人的楷木像，这些文化遗物在日军眼中无疑是极其珍贵的战利品。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哪怕是一件小小的遗物，也足以让日军为之疯狂。为了将这件“稀世珍宝”收入囊中，日军指挥官下令展开抢夺行动，然而，幸好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已经采取了周密的防护措施。接到消息后，浙江省政府迅速指示南宗奉祀官孔繁豪，要确保孔子圣像的安全。 为了掩人耳目、确保圣像的安全，孔繁豪巧妙地采取了转移圣像的策略。他先是将孔子楷木像移至龙泉，并计划进一步转移至更为偏僻的庆元山区。然而，孔繁豪深知，圣像的安危事关重大，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为了防止真像被敌军发现并抢夺，孔繁豪秘密地找到了一些工匠，仿制了一对完美的赝品。带着这对赝品，他将圣像移至龙泉、庆元，而将真正的孔子像藏匿在衢州的深山中，以避免暴露真相。 这一举措为孔子像的保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也让日军未能得手，孔子圣像因此得以免遭劫掠。尽管日军未能如愿以偿，但他们的愤怒没有消退。在对孔庙未能得到心仪的战利品后，日军对庙宇实施了更为疯狂的报复行动。他们纵火烧毁了孔庙的藏书楼，大成殿被占为营房，庙内的思鲁阁被变成了马圈，原本华丽的红漆柱子被马匹咬得满是伤痕。更有甚者，庙内的400多件珍贵文物和衢州钟楼的大钟也被劫走，作为战利品被运往日本。这一连串的暴行，令衢州孔庙再一次遭遇了人为的浩劫，也让这座承载着几百年文化积淀的庙宇面临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尽管遭遇了日军的极度破坏，衢州孔庙的文化底蕴和精神象征并没有因此消亡。抗日战争胜利后，孔庙迎来了重建的契机。孔子楷木像在经过数年的辗转后，被重新珍藏在思鲁阁中，而那对替代品则在战后被焚毁，以防止日后出现真假难辨的情况。 孔庙的修复工作在1946年开始，国家为了恢复孔庙的庄严与文化传承，特意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祭孔活动，象征着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敬仰。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一年，年仅8岁的孔祥楷被任命为第75代嫡长孙孔子的南宗奉祀官。这一任命不仅是对孔祥楷个人的肯定，也象征着孔子文化和家族责任的延续。孔祥楷虽年幼，但这份责任却是沉重的。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他成为了家族的象征和文化传承的守护者，肩负起了复兴儒学文化、传承孔子精神的重任。 这一历史事件中的多重细节，不仅展现了孔繁豪和其他相关人员在保卫文化遗产上的聪明才智，也突显了战争期间文化与传统价值的脆弱与宝贵。无论是日寇对衢州孔庙的极度破坏，还是孔繁豪通过巧妙的手段保护圣像，都在揭示着一种在动荡年代中对于文化遗产深切的敬重与守护。而孔祥楷的继任，标志着儒家文化尽管在历史的风暴中屡受冲击，却依然找到了传承的希望。 楷木像在衢州孔氏的供奉和保管下，度过了数百年的岁月。这期间，这对木像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更成为了南孔一脉的重要精神象征。它见证了南宋的兴衰，经历了元明清的更迭，直到1960年这场祭祖大典，才又一次回到了它最初的起点——曲阜。 祭祖大典结束后不久，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曲阜孔氏归还给衢州的，竟是一尊仿制的楷木像。这个发现在衢州孔氏家族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原本期待着文物完璧归赵的衢州孔氏，面对这样的结果，不得不接受了这个难以改变的现实。 这起文物替换事件很快在文化界引发了广泛关注。衢州孔氏多次通过不同渠道与曲阜方面进行交涉，希望能够讨回真品。然而，曲阜孔氏始终坚持认为，作为孔子故里，理应保管这件与至圣先师最为相关的文物。双方各执一词，使得这场纷争陷入了僵局。 为了化解这一矛盾，当地文化部门也曾多次进行调解。调解人员提出了多个解决方案，包括建议将真品在南北两地轮流展出，或是由国家出资对两地同时进行补偿等。但这些提议都未能获得双方的一致认可。最终，这尊楷木像被收藏在曲阜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