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车马不慢，书信很远，写信是交流感情、联络公事的重要模式。那时邮局要求，信封

那时，车马不慢，书信很远，写信是交流感情、联络公事的重要模式。那时邮局要求，信封应写明寄信人、收信人的邮政编码。 中国人爱简洁明了，重要表现是热衷、善于搞简称。“邮政编码”当如何简称？一派认为应简称为“邮码”，一派强调应简称为“邮编”。那时，两派各有拥趸，辩论不休，相持不下。 相持不下，就相持不下嘛。你说邮编，他称邮码，不是原则性、法律性问题，不是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站队，而主要是自己的认知和喜好。 认识有争论，理解存差异，倒无碍求同存异。只是，别处可以，于这家杂志社却行不通。 这家杂志社，社长老牛、总编辑老马，皆正处级领导。社长老牛是红头文件任命的法人代表，于是认为总编辑老马是自己的手下，是工作助手而已。老牛爱说，厅里厅长最大，局里局长做主，社里呢？然后自问自答:社长者，一社之长也。 总编辑老马每听此言，多公然撇嘴，夸张地咋舌。老马爱强调自己的正高职称，说杂志社的核心使命是什么？然后自问自答:是编辑、出版杂志。业务单位不是官场，归根结底要看业务、吃业务，一介武夫哪儿懂文化真谛与底蕴？社长老牛是转业军官，总编辑老马评价老牛对出版业务乃七窍暂通六窍，文化水平无限接近文盲。总编辑老马认为，不懂文化，待在文化单位领导岗位上是时代的误会，也许情有可原。舔着脸对文化事业指手画脚，则是干扰破坏党和人民的文化事业，自作孽不可活也。 如此，两人成了同志加对头。矛盾渐趋明面化，斗争日益全方位。 对“邮政编码”的简称，社长老牛认为应简称为“邮码”，“电码知道吗？密码懂不？职称、学历不等于知识哩。地方上呦，真他娘的没法说！” 总编辑老马则强调正确的简称是“邮编”，“自己没见识，不会比葫芦画瓢？不会看央视、人民日报是咋简称的？要说也正常，有些人啊是长期不读书不看报。没文化不可怕，没文化装腔作势干预文化才可怕。” 有群众则认为:“要是老牛主张简称为邮编，老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应该是邮码！” 老牛、老马围绕邮编、邮码，针锋相对，长期相持不下。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行业规范，期刊版权页必须标明杂志社通信地址、邮政编码。杂志社日常工作，每天需要使用稿纸、信封，需要印刷约稿函、退稿信，其上均要出现邮政编码。是用邮编，还是用邮码，社长老牛、总编辑老马各率拥趸进行了多轮次多层面的不妥协斗争。社长老牛讲了简称邮码的观点，强调了组织纪律、政治纪律。总编辑老马则从捍卫祖国语言文字纯洁性等高度，强调必须简称为邮编。 按照上级定的分工，总编辑老马负责杂志的编辑、出版，老马强调所有见刊内容须经其签发，说自己是“责任所在，守土有责”，于是杂志版权页、封底等处一律印为“邮编”。 社长老牛分管行政、后勤，印刷稿纸、信封须由其签字批准，于是杂志社用的稿纸、信封始终是“邮码”派。 至于约稿函、退稿信，由编辑个人撰写、复印，充满个性风格。经过多年斗争与融合、融合与斗争，杂志社的约稿函、退稿信形成两个差别微妙的版本:有的编辑用“邮编版”，有的编辑是“邮码派”，由细处无声而坚硬地体现着全社干群的路线抉择、选编站队。 这年，杂志社新来了大学生小陈。弄清社里关于邮编、邮码的争论，小陈大咧咧说:“嗨，这有啥好争的？既然说服不了对方，就不要简称嘛，写全称邮政编码，不就是多两个字吗？印于杂志、信封稿纸上，不多占地方，完全不增加印刷成本嘛。” 小陈此说，迅疾传遍全社，亦为社长老牛、总编辑老马知悉。 社长老牛、总编辑老马在所有问题上皆相持不下，皆尿不到一个壶里，皆须争成你错我对，然，对待小陈，两人却殊途同归，领导所见略同:年底，小陈过了试用期要转正，社里开班子会研究。社长老牛、总编辑老马异口同声地认为:该同志做事浮躁，言行不成熟，不适合做舆论工作，不适合出版岗位。 社长老牛说:立场不牢，地动山摇。 总编辑老马说:缺乏文化风骨，何以担当文化？ 班子会一致决定不予聘用小陈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