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郭沫若、吴晗的强烈要求下，国家同意了挖掘万历皇帝的陵墓，在打开棺材

1956年，在郭沫若、吴晗的强烈要求下，国家同意了挖掘万历皇帝的陵墓，在打开棺材后，万历皇帝的龙袍遇见空气后，却开始慢慢变黑，一些珍贵文物也受到了伤害，自此以后，国家再也没有主动发掘帝王墓。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初期，考古学作为连接历史的桥梁，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956年，一场注定载入中国考古史册的事件悄然拉开序幕。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和吴晗对明朝历史抱有浓厚兴趣，渴望获取更多第一手史料，特别是寻找失传已久的《永乐大典》，基于这一学术憧憬，他们联名向国家提出了挖掘明代帝陵的请求。   这一提议立即引发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这将填补明史研究的空白，反对者则忧心忡忡，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明确指出，当时的考古技术和文物保护能力远不足以应对帝陵挖掘的挑战。   经过权衡，国家采取谨慎策略：先从规模较小的定陵开始试探性挖掘，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与孝端皇后的合葬墓，虽然规模不及长陵，但也颇为可观。   1956年，考古队开始了定陵的挖掘工作，这支队伍虽满怀激情，却缺乏系统的专业训练，他们在寻找地宫入口时费尽周折，沿着皇陵挖掘了三条百米长的深沟，历经数月才终于找到通往地下宫殿的通道。   当厚重的石门被移开，考古队员们第一次踏入这个与世隔绝三百余年的空间，墓室内部宛如微缩版的紫禁城，纵横交错的甬道连接着多个房间，层层深入，他们终于抵达了中心墓室——万历皇帝与两位皇后长眠之所。   墓室中央，三具巨大的金丝楠木棺椁庄严排列，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开启了万历皇帝的棺椁，映入眼帘的景象令所有人惊叹：皇帝的遗体保存完好，身着华美龙袍，周围陈列着珍贵陪葬品。   这一刻的辉煌却稍纵即逝，随着外界空气涌入，原本金光闪烁的龙袍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色，由金黄转为暗褐，最终化为一片漆黑，棺椁中的丝织品、书画也纷纷受到侵蚀，迅速氧化变形。   这一变故揭示了当时考古技术的严重不足，由于缺乏对墓室环境与文物保存原理的理解，考古队未能预见到空气接触会引发的化学反应，更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这场危机，考古队员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甚至在随后的工作中犯下更多错误。   最令后人痛心的是万历皇帝棺椁的命运，这口用名贵金丝楠木精心制作的棺椁本身就是无价之宝，然而，考古队竟将这一珍贵文物随意弃置于附近山沟，理由竟是"清理卫生"，这一决定，导致了这件国宝级文物的永久消失。   定陵出土的四千余件文物中，许多都因处理不当而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陶瓷器出现裂纹，玉器失去光泽，金银器的镀层剥落，而脆弱的书籍和丝织品更是遭受毁灭性打击。   定陵挖掘过程中的文物灾难很快引起国家领导层的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果断作出了历史性决策："不准动帝王陵！"这一简短而坚定的指示，成为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总理进一步明确："十年内不开帝王陵"，这一规定后来实际上延续至今。   定陵事件深刻改变了中国考古界的思维方式，此前考古发掘往往侧重于文物的获取和历史信息的提取，而对文物本身的保护则相对次要，定陵的惨痛教训催生了"保护第一"的新理念，它强调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进行适度发掘，甚至提出"不挖掘即是最好的保护"的观点。   时至今日，定陵事件仍被视为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那件在空气中变黑的龙袍，成为警示后人的永恒象征，它提醒每一位考古工作者，技术与伦理必须相辅相成，冒进与草率只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回顾定陵发掘风波，我们不难发现历史研究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微妙平衡，郭沫若、吴晗等学者渴望探究历史的初心值得肯定，但技术准备不足却使这一愿望变成了文物灾难，郑振铎、夏鼐的忧虑被历史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考古技术日益成熟，人们开始讨论是否可以重新考虑适当开启部分帝陵，然而，定陵的教训依然历历在目，"不准动帝王陵"的规定始终被严格遵守，这一坚持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也展示了现代考古理念的成熟。   定陵事件告诉我们，考古不是简单的挖掘，而是一门需要工匠精神的学问，它要求我们不仅有探索未知的勇气，更要有尊重历史、保护文物的智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那些沉睡在地下的文明瑰宝，在重见天日时依然光彩夺目，而不是像那件龙袍一样，在短暂的辉煌后迅速黯淡。   信源：新京报——明定陵：帝陵文化的探秘与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