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6日，胡适致信给蒋介石要求割让东三省。 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日本关东军策划了震惊中外的柳条湖事件。这一事件成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北的导火索，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之一。 日本关东军以＂支那军队破坏南满铁路＂为借口，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他们随即对当时驻守在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发动突袭，打响了侵占东北的第一枪。 在短短四个月内，东北三省相继沦陷，这片面积约等于日本本土的土地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东北三省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出，更是中国北方的重要工业基地。 东北三省的沦陷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片土地上有着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基地，丰富的煤铁资源，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大片黑土地。 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采取了调查行动。1932年，以英国外交官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抵达中国。然而，调查报告虽然确认日本的行为属于侵略，但未能提出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 美国政府则采取了＂不承认政策＂，拒绝承认日本在东北建立的＂满洲国＂政权。这一政策虽然表明了立场，但实质上并未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形成任何实质性的遏制。 在国内，蒋介石政府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先解决国内的政治统一问题，再集中力量应对外敌。 然而，这一战略选择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许多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认为，面对日本的侵略，应该立即停止内战，集中力量抵抗外敌。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的侵略野心更加显露无遗。他们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在华北地区制造事端，企图将侵略魔爪进一步伸向中国北方。 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中国已经失去了大片国土。东北和华北的相继沦陷，使得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 胡适于1910年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七年的求学时光。在这期间，他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 1917年学成归国后，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他提倡白话文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 胡适的政治思想深受其留美经历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主张用渐进改良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反对激进革命。 在对日态度上，胡适倾向于采取务实的立场。他认为中国当时的军事实力与日本相差悬殊，不宜贸然开战。 1937年8月6日，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胡适致信蒋介石，提出了关于对日问题的建议。这封信的核心内容是建议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暂时让出部分利益以换取和平。 在信中，胡适分析了当时中日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以及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他认为中国需要时间发展和积蓄力量，不应该在此时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 这封信的内容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了巨大争议。主战派认为，面对日本的侵略不能退让，应该奋起抵抗。 以冯玉祥、阎锡山等为代表的军方将领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领土让步。他们认为，国土一寸不能丢，民族尊严一分不能失。 另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妥协派则认为，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通过谈判争取和平是明智之举。他们主张以牺牲局部利益来换取发展时间。 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市场。一些留学归国的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外交智慧，在国际关系中寻求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历史证明，对日妥协换来的只能是更大的领土要求。日本的野心不会因为中国的退让而得到满足。 胡适的这封信虽然出于对国家前途的考虑，但其建议实际上违背了民族利益和人民意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机时的软弱立场。 那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对日态度上大致可分为三类：主战派、妥协派和中间派。这种分化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对于如何应对日本侵略的不同认识。 面对胡适的建议，蒋介石政府做出了明确的回应。在收到这封信后，蒋介石当即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领土让步，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 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普遍认为，东北三省已经沦陷，如果继续让步，日本必然会得寸进尺。这种判断来源于对日本军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也是基于此前对日谈判的多次失败经验。 军方将领对胡适的建议反应强烈。程潜、李宗仁等抗日将领认为，割让领土换取和平的想法本身就是对民族利益的背叛。 这些将领们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军方的普遍立场：宁可战死，也不能主动放弃国土。他们的态度对国民政府最终确定全面抗战的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正式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国民政府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调整。包括迁都重庆、实施持久战略、发动全民族抗战等重大决策。
三清鱼
蒋凯申：娘西皮，这就文化精英的风骨，但凡我不流氓一点，都给忽悠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