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杀杨常二人，是让警务处长动手。杨宇霆是典型的自己作死。 杨宇霆出生于1885年的辽宁，成长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16岁便考中秀才，展现出过人的才智，本该在科举道路上继续前进。 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这个政策让众多读书人不得不重新规划人生道路，杨宇霆也不例外。 面对这样的时代变革，杨宇霆选择远渡重洋，前往日本留学。他进入了当时极为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选择了炮科专业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校不仅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军事人才，更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心中的最高学府。 1910年，杨宇霆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清政府任命他为中尉，并派往长春带兵。 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打破了杨宇霆平静的军旅生活。清朝的统治被推翻后，各地军阀割据，东北地区的局势也随之动荡不安。 1913年，当时已经在东北站稳脚跟的张作霖，看中了这位留日归来的人才。 张作霖将杨宇霆调到奉天东北军机械厂兵器科任科长。这个任命体现了张作霖的慧眼识珠，也为日后奉系军阀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军械厂的工作中，杨宇霆展现出非凡的才干。他熟悉日本军工业的发展，精通武器装备的采购，这些能力正是张作霖急需的。 两年后，杨宇霆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升任厂长。他通过在日本留学时建立的人脉关系，为奉系军队采购了大量武器装备。 张作霖之所以如此器重杨宇霆，一方面看中他的留日背景和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杨宇霆的人脉资源也十分珍贵，当时的蒋介石、徐树铮等人都是他的同窗。 1916年，杨宇霆再获升迁，出任奉天参谋长。这一时期，他联合老同学、时任皖系军师的徐树铮，成功从直系军阀手中夺取了25000支日本步枪。 这批武器的获得，让张作霖得以扩编七个旅，大大增强了奉系军队的实力。正是从这时起，杨宇霆在奉系军阀中的地位越发稳固。 随着在奉系军阀中地位的提升，杨宇霆的野心也逐渐膨胀。他开始暗中与徐树铮勾结，试图架空张作霖，自己上位成为东北的实际掌权者。 这个野心很快就被张作霖发现。张作霖立即采取行动，将杨宇霆免去一切职务，并对其实施了长达三年的政治冷遇。 在这段时间里，他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直到1921年，张作霖才重新启用杨宇霆。这一次，杨宇霆表面上变得更加谨慎，但实际上他对权力的渴望从未减弱。 在重获信任后，杨宇霆被任命为东北咨议局的重要成员。他开始逐步掌控东北三省的军工系统，这使他在奉系军阀中的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度。 随着地位的提升，杨宇霆在大帅府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他开始负责处理大量重要文件，很多时候张作霖只需要在文件上签字即可。 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杨宇霆都是决策层的核心人物。他为张作霖制定军事战略，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 但权力的快速积累也让杨宇霆再次显露出傲慢的本性。他开始独断专行，在军政大事上经常不与其他将领商议就做出决定。 在军工系统的管理上，杨宇霆建立起了一套完全由他控制的体系。所有的武器装备采购、生产和分配都要经过他的手。 这样的权力集中让杨宇霆在奉系军阀中的地位达到顶峰。他成为了张作霖之外最有实权的人物，甚至一些外国势力也开始主动与他接触。 然而，权力的膨胀让杨宇霆逐渐失去了政治上的警觉性。他开始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其他将领的轻视，甚至对张作霖的一些决定也暗中不以为然。 特别是在文件处理上，杨宇霆经常擅自做主，很多重要决定都不经过充分讨论就直接执行。 他在1924年担任江苏督军时的表现却暴露出了自己的局限性。 面对吴佩孚的进攻，杨宇霆显得准备不足，最终被打得狼狈逃回北方。 这一系列的举动，让张作霖开始对杨宇霆的忠诚度产生怀疑。尽管表面上张作霖仍然倚重杨宇霆，但实际上已经开始在某些方面限制他的权力。 杨宇霆与张学良的矛盾源于多个方面，其中最关键的转折点是郭松龄事件。在郭松龄叛乱失败被俘后，杨宇霆力主将郭松龄夫妇处决。 对于这位父亲的心腹，张学良从此对其产生了极大的戒心。 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重伤不治，临终前将大权交给了张学良。 然而，杨宇霆却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傲慢与轻视。他对年轻的张学良态度倨傲，在言语中经常流露出对这位新任少帅的不屑。 更为严重的是，杨宇霆试图继续保持他在张作霖时期的独断专行作风。他不仅继续掌控着东北三省的军工系统，还打算将触角伸向东北铁路的管理权。 他与常荫槐密谋，企图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转移到自己控制的人手中。为此，他们甚至事先准备好了所有文件，只等张学良在上面签字。 张学良决定采取行动，他授意警务处长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1929年，张学良以商议要事为名，将杨宇霆和常荫槐召至大帅府的＂老虎厅＂。在这个充满历史记载的房间里，两人最终被警务处长处决。 不久后，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陷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