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蒋经国在一次检查身体时，血糖出现异常，同时也有了糖尿病的症状。但是，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蒋经国在饮食上却是不忌口，这就让他的并发症出现得很早。 1959年，对于蒋经国而言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 这一年的例行体检中，医生发现他的血糖出现异常，并确诊他患有糖尿病。 这一疾病并非偶然，而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福梅——蒋介石的发妻。 消息传来，荣民总医院立即采取了特殊措施，专门安排两名医生24小时待命，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情况，确保其健康状况得到密切监控。 然而，蒋经国对这一诊断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地平静。 据主治医生回忆，当他得知自己患有糖尿病时，只是微微点头，随即转移话题，继续谈论工作事宜，仿佛这一严重疾病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这种轻视源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在苏联求学和工作期间，他曾在恶劣环境下每日工作12小时，却依然保持健康强壮，甚至成为劳动模范。 这段经历让他对自己的体魄过度自信，认为区区糖尿病不足以撼动他的健康。＂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这句带着任性甚至有些小孩子脾气的话，成为蒋经国对待自己疾病的真实写照。 尽管医生再三强调糖尿病患者必须严格控制饮食、合理饮食，甚至有些食物是坚决不能碰的，但蒋经国却从不将这些禁忌放在心上。 一位曾陪同蒋经国视察的工作人员回忆，当车队路过一家知名冰淇淋店时，尽管医生多次劝阻，蒋经国仍坚持品尝特色冰淇淋，声称＂偶尔无妨＂。 然而，这种＂偶尔＂实则频繁发生。 每当蒋经国的＂贪吃虫＂开始在体内兴风作浪时，医生所开的饮食禁忌食谱就被他抛之脑后。 他放开嘴巴，肆无忌惮地吃自己喜爱的甜点、点心。 身边工作人员熟悉他的脾气，在他吃欲作怪的时候，只能干着急，不敢相劝，因为劝了也没用，反而可能招来责骂。 为了应对繁忙的工作，蒋经国的饮食习惯变得更加不规律。 他有时数日仅靠咖啡和简餐支撑，视察工作时则随意在路边小吃摊解决温饱。 这种毫无节制的饮食方式，与他对西方医学的迷信形成鲜明对比——他相信顶尖医生与先进药物能够控制住他的病情，却忽视了饮食控制才是糖尿病治疗的关键。 这种对疾病的轻视和对饮食的放纵，为蒋经国日后健康的急剧恶化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到了七十年代，蒋经国多年的饮食不节制开始显现其恶果。 首当其冲的是他的眼睛——左眼水晶体血管大量破裂、流血，最终导致左眼视力功能完全丧失。 为了防止左眼内部炎症继续发展，医生们不得不让他服用类固醇。 这类药物是把双刃剑：短期使用能迅速消炎，但长期服用却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副作用。 蒋经国长期服用类固醇，对他的内脏器官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加速了他健康状况的恶化。 在这一阶段，他的食道也出现了问题，经常发生恶心、呕吐等不良症状。 1987年8月的一天，医官程寿山为蒋经国测量血压，结果让他大吃一惊——数值已超过正常值的一半多。 紧急送医后，全面检查显示更为可怕的事实：蒋经国的大部分内脏功能已经衰退，甚至开始出现坏死的迹象。 医护人员和蒋孝勇都明白，蒋经国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面对儿子健康的持续恶化，蒋介石早在得知蒋经国患糖尿病后就开始了干预。 他亲自为儿子定制了一套养生菜谱，特点是＂少肉、少糖＂。 了解儿子嗜好高脂肉食，蒋介石特意在菜谱中减少肉类，增加鱼类和豆制品，如清蒸鲈鱼、豆腐煲等，既能补充蛋白质，又避免了高脂肪摄入。 主食方面，他建议多食用糙米、燕麦等粗粮，有助于稳定血糖并补充膳食纤维。 但这第一次的干预效果并不理想。 蒋经国起初遵循父亲的安排，但很快就因食物乏味难以满足口腹之欲而放弃了。 他经常私下让警卫购买红烧肉等油腻食物，满足自己的味蕾。 1984年，得知儿子健康进一步恶化，已88岁高龄的蒋介石再次行动起来。 这次他动用了更大的资源，秘密召集了一个包含台湾顶尖糖尿病专家、中医大师和西方营养学家的团队，在一周内制定出一份更为详尽的菜谱。 新菜谱不仅列出了三餐食谱、食物克数与烹饪方法，还特别注重低糖低脂高纤维的原则，同时兼顾蒋经国的口味偏好。 为确保执行力度，蒋介石亲自写信给蒋经国，详述菜谱的重要性，并委任一位备受尊敬的老将军担任＂监督员＂，每日汇报蒋经国的饮食状况。 他还私下请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协助推行新菜谱。 蒋方良因担忧丈夫健康，爽快答应，并自学适合糖尿病患者的烹饪方法。 1986年春季，蒋经国在一场国际重要会议中突发低血糖，被迫提前退场，此事引发了国际关注。 随后，台湾政府不得不重视总统健康问题，成立了＂总统膳食部＂，专门负责蒋经国的饮食管理。 然而，蒋经国对此极为不满，曾愤怒地表示：＂我是总统，非囚犯，连饮食都不能自主吗？＂ 尽管1987年的视网膜检查结果最终让蒋经国开始重视自己的健康，开始减少加班并坚持每日散步，但多年的健康损害已无法挽回。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病逝，享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