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抗战时期，中国穷困，资源短缺，居然撑下来了？ 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在这场＂自强求富＂的历史浪潮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开明官员创办了一批军工、纺织、采矿等国有企业，同时也带动了民间资本投资实业。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蓬勃发展。上海、天津、广州等通商口岸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全国30%以上的大型企业。 这些工业基础为后来的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撑。以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实业公司为例，其在天津和南京建立的化工厂不仅生产民用物资，更为军工生产提供了重要原料。 与工业发展相配套的是金融体系的逐步建立。1905年，清政府成立户部银行，开启了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之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成立，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然而，这些来之不易的工业成果面临着战争的威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意识到战争将不可避免，开始了战略物资的提前部署。 从1932年开始，国民政府就着手制定工厂内迁计划。这个计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沿海重要工厂迁往内地，二是在内地建立新的工业基地。 为了确保工厂顺利内迁，政府专门规划了多条转运路线。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长江水道将沿海工厂设备运往重庆、成都等西南腹地。 这个计划在抗战爆发后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日军侵华后，大量沿海工厂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向内地转移。宜昌作为长江上游重要港口，成为这次大规模工业转移的关键枢纽。 在卢作孚的组织下，宜昌完成了一场堪比＂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壮举。数百家工厂的设备、数万技术工人，以及大量重要物资，通过这里安全转移到大后方。 这些提前转移的工业基础，为后来的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撑。转移到重庆等地的工厂不仅保证了军需物资的供应，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军事上的顽强抵抗，为经济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长沙保卫战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战役，薛岳将军指挥的第九战区军队三次成功击退日军的进攻，保住了湖南这个重要粮仓。 湖南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不仅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还是连接大后方的关键节点。通过阻止日军占领长沙，中国保住了战略纵深，为后方工业重建创造了条件。 除了正面战场的抵抗外，知识青年从军也为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大批学生响应号召，投笔从戎，其中不少人在滇缅战场上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在经济领域，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金融市场。1935年推行的法币改革，统一了货币发行，为抗战初期的经济稳定打下基础。 为了应对日本的经济战，中英美三国在1941年共同设立了平准基金。这个基金帮助稳定了外汇市场，有效打击了日伪政权发行的伪币，维护了法币的信用。 同时，国际援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和贷款，英国也通过各种渠道支持中国的抗战。 在民间层面，实业家们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情。许多企业家不顾个人损失，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将工厂迁往内地。 这些工厂的内迁，离不开运输业的支持。以民生公司为代表的民营航运企业，在极其危险的条件下，完成了大量物资和人员的转运任务。 普通民众也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战。有的捐钱捐物，有的参加生产，有的协助运输，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局面。 在重庆等后方地区，许多人主动为内迁工厂提供场地和劳动力。这种民间的支持，大大加快了工厂恢复生产的速度。 各地商人组织起来互助互济，维持市场供应。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持着基本的商品流通，为稳定后方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军事、经济和民间力量的结合，构成了中国抗战能够持续的重要基础。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正是这种多方支撑，让中国在最困难的时期撑了下来。 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创伤是全方位的，几乎耗尽了中国积累的所有资源。这种透支式的抗战，为最终胜利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农业生产力的下降最为明显。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征召入伍，导致耕地荒芜，粮食产量持续下降。 战争期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降到了战前的一半左右。这种下降不仅影响到民众的基本生活，还严重影响到军队的给养补给。 工业产能的损失更为惨重。战争开始后，中国85%以上的工业设施被摧毁或占领，即使是成功转移到后方的工厂，也因为条件限制难以发挥完全的生产能力。 人力资源的耗竭尤为触目惊心。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数以千万计，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损失，对战后重建造成深远影响。 在经济领域，通货膨胀带来的伤害最为直观。政府为了支撑战争开支，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导致物价飞速上涨。 从1937年到战争结束，中国的物价上涨了数千倍。一个鸡蛋的价格，从战前的几分钱涨到数百元，普通民众的购买力被严重侵蚀。 政府财政几近枯竭。税收来源丧失，外汇储备耗尽，公债发行困难，政府运转举步维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