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下密杀令，卢汉盯着电报发愁，突然管家喊了一句：“谁挂的字画，反了，字的意思都变了。”闻此，卢汉突然坐起来，看着电报，想到了对策。 1949年，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区域不断缩小，军心涣散，民心思变。 作为云南当地实力派，卢汉虽然表面上效忠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但内心早已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失败前景感到绝望。 卢汉与表哥龙云关系密切。龙云早在1945年就被蒋介石软禁，这给卢汉留下了深刻印象。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日益明朗，卢汉逐渐意识到，国民党政权已无力回天，而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于是，他开始秘密派心腹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接触，探讨起义可能性。 蒋介石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对手下将领普遍怀有戒心，尤其是对那些拥有实力的地方军阀。他知道，如果能让卢汉与共产党结下血仇，那么卢汉就永远无法再与共产党合作。这一阴谋很快就付诸实施。 当时，昆明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受全国爱国民主运动影响，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蒋介石指派特务机关趁机在昆明大肆抓捕，短短几个月内就抓了四百多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进步学生和无辜群众。 蒋介石特意指名让卢汉负责审判这些被捕人员。这一安排用意明确：如果卢汉判处这些人死刑，就会与共产党结下不解之仇；如果卢汉拒绝执行，则可作为其＂通共＂的证据。卢汉被推到了两难境地。 卢汉被紧急召至重庆。临行前，他与亲信定下计划：若他被扣押，部下应立即起义，不要因他个人安危耽误大局。 为争取时间，卢汉设法拖延审判进程。他动用自己在昆明和重庆的关系网，说服法庭成员从轻处理，并以各种理由释放了大部分被捕人员。同时，卢汉通过隐秘渠道与当地地下党保持联系，商讨应对策略，传递法庭内部信息，为被捕人员争取最大可能的保护。 然而，最终仍有九十余人难以摆脱法网。蒋介石不断施压，要求尽快结案。卢汉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1949年初夏，形势愈发紧迫。卢汉虽然成功释放了大部分被捕人员，但仍有九十余名学生和进步人士身陷囹圄。蒋介石对卢汉的拖延战术已经失去耐心，决定亲自出面，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一封加急密电很快送到了卢汉手中。电文简短却意味深长，上面只有八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绾。＂这八个字表面上看似宽容，实则是一道不容拒绝的处决命令。 卢汉清楚，这是蒋介石给他设下的最后陷阱。一旦他执行这道命令，九十多条生命将因他而逝，他与共产党之间也将划下无法跨越的鸿沟。但若拒绝执行，等待他的将是与龙云相同的命运，甚至更糟。 就在这时，管家进来整理书房。他看到墙上一幅字画挂反了，随口说道：＂谁挂的字画，反了，字的意思都变了。＂这句看似寻常的话语，却如同一道闪电划过卢汉的脑海。 卢汉猛然站起，重新审视那张电报。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如果将这八个字的顺序颠倒过来，会怎样？＂罪无可绾，情有可原＂——意思完全变了！这样一来，就成了虽有罪行但情有可原，应当宽恕的意思。 卢汉立即召来亲信，起草回电给负责执行处决的特务头子沈醉。在新电报中，他巧妙地将蒋介石的八字顺序颠倒为＂罪无可绾，情有可原＂，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示这是他对蒋介石命令的＂理解＂和＂执行＂。 当沈醉收到这份回电时，显然察觉到了其中的变化。但作为一个老练的特务，沈醉也明白当时的政治局势已经不稳，得罪一位手握重兵的将领未必明智。更何况，这份电报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可以不用沾染无辜学生的鲜血。最终，沈醉选择了按照卢汉颠倒后的命令行事，暂缓了处决。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咎辞职＂，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李宗仁与卢汉有着较为深厚的私交。早在抗战时期，两人就曾在军事行动中有过合作。此外，李宗仁对蒋介石的一些做法也颇有微词，对共产党则持相对温和的态度，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 卢汉立即抓住这一契机，亲自前往南京拜访李宗仁。他坦诚相待，讲述了昆明学生案的来龙去脉，以及蒋介石试图借他之手制造流血事件的阴谋。李宗仁正寻求与共产党和谈，需要表示善意，便欣然同意释放这批学生。 在卢汉和李宗仁的共同努力下，那九十多名进步学生终于重获自由。这不仅拯救了宝贵的生命，也使卢汉避免了与共产党结仇的陷阱，为其后来的政治选择留下了空间。 卢汉公开表态支持和平解决国内问题，同时暗中加紧了与共产党的联系，为起义做准备。1949年12月9日，卢汉终于率部起义，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云南和平解放。一个小小的文字顺序调整，救了九十多条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