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将手枪子弹压满钻进了一辆美国轿车。几个小时

1978年4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将手枪子弹压满钻进了一辆美国轿车。几个小时后，汽车停在了美国中情局总部大楼前，谢夫钦柯长舒一口气，从容地走了进去。 阿尔卡季·谢夫钦柯在联合国担任副秘书长，这一崇高地位使他成为东西方冷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苏联外交官之一。然而，表面上的荣誉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价值观冲突。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莫斯科大学毕业生，谢夫钦柯早年曾对苏联体制抱有理想主义期望，但随着他在外交系统中的深入接触，这种期望逐渐转变为质疑与失望。在纽约的联合国工作为他提供了观察西方社会的窗口，这进一步加剧了他内心的矛盾。 1975年，谢夫钦柯在纽约偶然遇见了美国情报人员约翰逊。最初，这只是一次看似普通的社交接触，但很快演变为改变他一生的转折点。在联合国大厅的公共电话亭里，谢夫钦柯第一次使用了事先约定的密码短语联系约翰逊，安排了在纽约第三街区一栋不起眼建筑内的首次秘密会面。 在那次会面中，谢夫钦柯表达了对可能遭遇的危险的担忧，而约翰逊则保证美国方面不会让他从事过于冒险的活动。这次谈话最终确立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并建立起一套包括公共电话、密码短语以及特制剃须刀在内的联络机制，为后续的情报传递铺平了道路。 谢夫钦柯提供的情报内容越来越广泛而深入。作为苏联裁军问题专家，他向美方透露了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立场和让步底线，这些信息对美国的谈判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他还协助识别克格勃特工的身份，甚至曾在一次关键时刻协助挽救了一位即将被苏联召回的美国潜伏间谍。 1977年初，苏联方面开始对美国在裁军谈判中表现出的惊人预见能力产生怀疑。为什么美国政府对苏联的谈判立场如此了解？这个问题引发了克格勃的高度警觉，他们开始对包括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驻联合国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和谢夫钦柯在内的高级外交官展开调查。 克格勃的调查手段极为老练，他们让这三名嫌疑人都收到了一份关于限制武器谈判的最新绝密文件，然后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当美国在下一轮谈判中表现出对文件内容的了解时，克格勃进一步缩小了调查范围。 1978年3月底，谢夫钦柯接到莫斯科的召回函后，立即意识到自己已被怀疑。召回函中虽然表面上称赞他的工作成绩并提出延长任期，但要求他＂方便时回莫斯科谈一谈＂的措辞却透露出危险信号。对谢夫钦柯而言，返回莫斯科等同于自投罗网。 接下来的48小时内，他表面上装作准备返国，实则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叛逃。最后一次走进苏联代表团机要室时，他格外警惕，因为这里可能已经布满了克格勃的眼线。为家人准备后路成为他的优先考虑——他拿出积蓄多年的20万美元支票放入皮包，并写下了给妻子丽娜的告别信，悄悄塞进了她的衣兜。这封信中，他无法告诉妻子真相，只能表达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家人的歉意。 叛逃行动定在1978年4月的一个夜晚。白天，谢夫钦柯仍在联合国秘书处正常工作，以避免引起怀疑。当天晚上回家后，他本想与妻子好好道别，却发现自己无法承受这种情感重负，反而在妻子熟睡时悄然离去。 他来到指定的CB地点，迅速钻进等候的美国轿车。汽车像脱缰的野马般飞驰，几个小时后停在了美国中情局总部大楼前。此刻，谢夫钦柯长舒一口气，从容地走了进去——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彻底决裂＂。 天刚破晓，他便忍不住给家里打电话，却听到一个陌生男子严厉的声音。这一刻，他意识到克格勃已经控制了他的家，而他与家人的联系彻底中断。 在美方的安排下，谢夫钦柯还必须履行最后一道程序：与苏联外交官会晤。在华尔街一家律师事务所，他与多勃雷宁大使进行了简短而紧张的对话。多勃雷宁声称谢夫钦柯身体有病，并表示如果他能回国，党会＂饶恕＂他的。谢夫钦柯则坚定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即使多勃雷宁搬出他的妻子和孩子作为筹码。 4月11日，苏联政府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正式抗议，声称谢夫钦柯是＂一场预谋的挑衅的牺牲品＂，并要求美方立即将他送回。与此同时，苏联代表团也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情报机关直接策划了这一＂可憎的陷害阴谋＂。 国际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广泛报道，使谢夫钦柯成为冷战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叛逃者之一。 叛逃后，谢夫钦柯改名为恩迪，在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护下生活在华盛顿。初期，他的生活颇为混乱，甚至与中情局安排的22岁应召女郎丘奇·查维斯发展了关系。然而，当查维斯协助中情局安排了一次突袭性的记者会后，谢夫钦柯感到被利用，便与她断绝了往来。 1978年底，谢夫钦柯与一名叫艾伦的女子结婚，在华盛顿近郊购买了房子定居下来。他开始从事教学工作，月薪7000美元，教授国际政治课程。虽然失去了曾经的荣誉和地位，但这种平凡的生活成为他最终的归宿。 1985年，谢夫钦柯出版了《与莫斯科决裂》一书，详细披露了自己主动与中情局联系并为美方所用的经过。这本书在西方引起轰动，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也让谢夫钦柯叛逃时的诸多细节和真相终于大白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