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第一任省委书记宋任穷，正兵团级上将 云南第二任省委书记谢富治，正兵团级上将 云南第三任省委书记阎红彦，行政六级上将 57位开国上将中先后有10位担任过省委书记，其中大授衔前担任省委书记的有3位，分别为贵州第一任省委书记苏振华（原第5兵团政委）、云南第一任省委书记宋任穷（原第4兵团政委）、云南第二任省委书记谢富治（原第3兵团政委）。 1909年10月，阎红彦诞生在陕西省子长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年仅16岁，阎红彦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陕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7年，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正处于紧要关头。十月，阎红彦参与了清涧暴动。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但这并未动摇他的革命信念。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在陕北、晋西一带坚持开展兵运工作，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这片贫瘠却又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到了1930年，他更是率领部分武装力量，在汾阳、孝义等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作为陕甘晋红军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阎红彦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付出了巨大心血。然而，1932年底，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恶劣影响，阎红彦被迫前往上海接受所谓的＂受训＂，而当时不到2000人的陕甘游击队则被改编为红26军第42师第2团。 在他离开前，力主刘志丹留在红26军的决定挽救了这支革命力量。刘志丹带领红26军余部经历艰苦战斗，最终回到陕西中部铜川县，重整旗鼓，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4年7月，在参加冯玉祥部北口抗战失败后，阎红彦接受了一项新的重要使命——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国际之行对阎红彦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他不仅需要克服重重障碍抵达目的地，还要在异国他乡代表中国共产党发声。在莫斯科期间，他进入苏联红军大学学习，系统接触了先进的军事理论和组织思想。 1935年4月，阎红彦肩负着携带密电码回国的使命，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为完成这一任务，他付出了非凡的努力，短期内学会了英文字母，并将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电码全部记在脑中。经过艰辛的跋涉，他终于回到祖国，在陕北找到了党中央，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关键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阎红彦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工作，历任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委等职。在这一时期，他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特别是在1948年底的淮海战役中，阎红彦作为前线指挥官之一，参与了对黄维兵团的围歼战。在紧张激烈的双堆集战役中，阎红彦指挥有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役中，由于过度操劳，他的头发一夜间白了一块。 1955年授衔时，阎红彦的情况较为特殊。按照当时的规定，已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不再授衔受勋。然而，出于对阎红彦革命贡献的高度认可，以及确保陕北红军能有一位上将级别的将领，在最高领导的过问下，阎红彦特别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成为57位开国上将中的一员。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的政治舞台上先后出现了三位特殊的省委书记，他们都拥有上将军衔，这在中国省级行政区中极为罕见。宋任穷作为云南第一任省委书记，曾担任第4兵团政委一职，拥有丰富的军政经验。他将军事上的严谨作风带入地方工作，为云南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任云南省委书记一职的是谢富治，这位原第3兵团政委同样是正兵团级上将。谢富治在云南任职期间，注重发挥云南的区位优势，推动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民族团结。 阎红彦作为云南第三任省委书记，同时兼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将军政两方面的工作有机结合。与前两位不同，阎红彦是行政六级上将，他在云南的工作中特别注重基层建设和群众工作，秉承了他在陕北革命时期形成的工作方法。 在新中国的57位开国上将中，有10位曾担任过省委书记，这个数字本身就反映了我国军政人才交流的一个重要特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授衔前就已担任省委书记的有3位，分别为贵州第一任省委书记苏振华（原第5兵团政委）、云南第一任省委书记宋任穷（原第4兵团政委）、云南第二任省委书记谢富治（原第3兵团政委）。 阎红彦从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到云南省委书记的角色转变，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军政干部的合理使用。在云南工作期间，他始终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当地经济建设和驻军发展殚精竭虑。 面对云南多民族、多地形的复杂情况，阎红彦充分运用了他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积累的经验，积极推动云南的农业和工业发展。他特别注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致力于改善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条件，增进民族团结。同时，作为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他也非常关注军队建设，重视驻云部队与地方的良好关系，为云南的安全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 不幸的是，1967年1月，阎红彦在与陈伯达的一次电话争执后，急火攻心，突然离世，年仅58岁。
